六月癸亥[4]，诏权通远军都监王存等五人各减磨勘三年。初，奄东熟户久不顺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等破荡，而秦凤路经略司以闻，故赏及之。初议赏，王安石曰：『方欲创事，宜加厚。』文彦博曰：『打族帐与军赏格不同，难用军赏。』上曰：『惟赏无常，轻重视功。』蔡挺曰：『比捉贼赏未为厚[5]，以此捉贼，则其劳绩，岂不过于捉贼乎?』壬辰，改武胜军为镇洮军，高遵裕兼知镇洮军。先是，遵裕以庆平堡兵夜行，晨至野人关，羌人旅拒，引亲兵一鼓破之，进营武胜城下，羌众渡洮驰去，遂据其城。王安石曰：『洮西为内地，武胜更移市易，即必为都会。洮河据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吴充建议以为：『师屯暴露，粮饷间关，生民之勤，由此未艾。宜委王韶招诱木征，以城还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领部族长为外臣，不必留兵绝塞，列置郡县，屈力费财。』上不听[6]。
四年正月戊子，种谔领兵次抚宁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左右欲收其甲，谔曰：『今为一家，即吾人也。听以自随。』己丑，次啰兀城。夏帅都啰马尾与其将四人聚兵啰兀之北与马户川，谋袭谔。谔谍知之，以轻兵三千潛出，击破之，马尾脱身遁去，复与其将三人驻兵立赏平[2]。谔遗以妇人衣三袭。明日，遣将吕真率千人，斥候大风尘起，夏人惊曰：『汉兵至矣!』皆溃而去，遂城啰兀，凡二十九日而毕。大小四战，斩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谔始出师，知横山有积粟，今民兵多辇版巩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将步骑二万元，食官米二斗二升、刍六束，余悉因粮于敌。
十一月，鄜延经略司言：『夏国宥州牒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户内附，折马山将兵入界招收。乞以嵬名山等还本国，及诛马山。』马山即继世，蕃名也。枢密使文彦博以为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谏院陈荐、杨绘皆请治薛向、种谔罪，以安西夏，不听。丙戌，韩琦判相州。上喻以嵬名山事，欲令琦暂往相州，却来永兴，经抚西边，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审投来蕃族，得其壮兵几人，种谔所领熟户又复若干?朝廷又不曾与逐路帅臣预谋，及新经优赏之后，灾旱民困之时，未有大段钱帛、粮草、兵力、战具准备，及开展兴修城，控扼要害，扦卫投汉蕃族次第。』是日（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手札，趣令治装，并封示蔡挺、李肃之所奏事。琦即奏曰：『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已而种谔擅取绥州，启此衅端，朝廷急遣向往，遂主谔议，檄诸路举兵牵制。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乃是举无名之师，及杀戮横山老幼，岂招诱耶?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趋兴、灵，师臣肆意妄作，自弃誓约，取怨西北，以开祸乱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难，但边事倒错如此，须禀朝廷成算。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丁亥，夏人欲执景殉来献，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诈谋不可信。若纳殉而拒名山，则弃前恩，生后怨。』朝廷乃拒之。丁酉，以嵬名山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癸卯，鄜延路经略司言：『知保安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顺宁寨张时庸与西人于界首议榷场事，被诱过界，并为所杀。杨定每奉使至谅祚所，常私见谅祚，称臣拜谒，许以缘边熟户归之。及种谔取绥州，谅祚以定为卖己，故并臻及时庸诱杀之。』
辛巳，诏审官西院磨勘使臣，依审官东院例引见。
十月甲子，史馆修撰曾巩言：『臣误被圣旨，付以史事。祖宗积累功德，非可形容。窃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商颂》所纪由汤，上至于契。周诗《生民》、《清庙》本于后稷、文王。宋兴，太祖开建宏业，更立三才[1]，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显扬褒大之意，固以谓太祖雄材大略，千载以来，特起之主，国家所由兴，无前之烈，明白暴见，以觉悟万世，传之无穷。臣窃考旧闻，旬月，次辑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终始之际，论著于篇。敢缮写上尘。臣内省大惧，智不足以究测高远，文不足以推阐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述之心，仰负恩待，无以自赎。伏惟陛下聪明睿知，不世之资，非群臣所能望。如赐裁定，使臣获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以称明诏万分之一。』诏曾巩：『今所拟修史格，若止如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宜仿前代诸史修定。或欲别立义例，即先具奏。』辛巳，史馆修撰曾巩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邱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记述[2]，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恐旧书访寻之初，有所未尽，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有子系者，延至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或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即官为佣写校正。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并中书编集累朝文字及枢密院机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诏副本送本局，以备讨论。』从之。
戊申，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或讥其声棘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
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自汉、魏以来，世系不明，传袭莫纪，加之诸羌乱晋[13]，南北幅裂，百宗荡析，士去坟墓。降及隋唐，谱录都废，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谩无足考，则后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行焉。汉自太上皇以前无闻，故高帝而上，惟见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处士君而上亦无闻，故明帝太和中，上事高祖之父处士以下五世而已。晋自征西将军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刘氏出于刘累而汉不禘尧；曹氏出于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而魏不禘汉相国曹参；司马氏出于程伯休父，而晋不禘司马印；宋出于楚元王交，齐出于汉相国萧何，陈出于汉太邱长陈实，隋出于汉太尉杨震，皆不禘以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谱谍不明故也。唐之黎干言禘非祭天，作《十诘》、《十难》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以还千余岁，其礼遂阙。恭惟艺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汉、唐故事，祭四亲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与祫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虽禘、祫之名不同，而礼实无异。其为讹舛莫甚焉。臣等辄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为国家世系所传，与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谓当阙之必也。推见祖系所出，乃可以行，惟圣神裁择。』从之。
九月戊子，详定礼文所言：『伏请亲祠圆邱，惟天子升中陛，及从升之臣依旧外，其司徒、祝史当升东陛。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亚、终献，亦由东陛升降，庶得礼意。』从之。又言：『伏请自今行礼，亚献、终献，公卿、祝史并由西陛，以应古义。景灵宫亚献、终献，及司徒、司空升降东阶，亦乞改正。』诏详定所再参详。又言：『臣等遍考礼经，无臣子升降阼阶。阼阶天子践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其赞卫臣僚从君升降者，既从于君，自当由阼。』从之。又言：『乞据礼改正春祠、夏杓，用鸡彝一、牺尊二、象尊二、疊六；秋尝、冬燕用學彝一、黄彝一、著尊二、壶尊二、罍六。大袷从郑众说，用虎彝一、雉彝一、大尊四、山尊六、罍六，为十八尊。禘亨如袷，但减山尊二，为十六尊，以本《周礼》。』从之。己丑，言：『祀天之有禋柴，犹祭地之有瘗血，亨庙之有裸鬯，是皆歆神之始，非谓于祭之未燔烧之余也。欲请祀南、北郊，先行升裡、瘗血之礼，至荐奠礼毕，即依旧于坛次燔瘗牲币之属，则始终之礼备矣。』又言：『天子亲祠，而亚、终献、饮福，有司摄事，而太尉饮福受胙，则于礼为非。伏请自今亲祠，惟皇帝饮福受胙，以专受祉于神，然后赐胙自下，以示均福之义。其赐胙及有司摄行事、进胙于天子，自如常仪。』从之。
八月，废横州永定县入宁浦，桂州修仁、永宁入荔浦。
八月戊辰，诏凤翔府罢铸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以钱成，掷之辄碎也。
六年四月。先是，文彦博言：『议者多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乞朝廷裁察。』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赋民为便，仍乞汰诸监不堪配军马，量留支填马铺廂军人员外，并发赴河北等州军估卖。迢元绛、吴审礼、蔡确详定以闻。
兼同修撰。先是，上谕执政曰：『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趣义理之学，极为美
三月十七日，惠卿判司农寺已有此申请，当参考。
二月丙子，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五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十九日、闰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朱史辄取此段附四年三月十三日陈留保甲骚扰事下，误也。陈留骚扰事不闻置狱，此狱自缘皇城司采得保甲讪骂，乃令开封鞫之，故有『六月教阅』等语，与陈留初不相干，今仍依《目录》附本日。《兵志》载此段大抵因《日录》。陈瓘论曰：『安石曰：鲧汨陈五行九载，尧晏然不以为虑。臣闻《书》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难之。孔子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夫知人安民尧以为病，何至于晏然不以洪水为虑乎?盖人主晏然不以为虑。然后大臣得以如意而有为。蔡卞解释《诗》《书》同此一说，今《日录》乃无『尧晏然不以为虑』之语。疑蔡卞实为安石删去。
不当役年月，令依条认本年役，候年月至，则赴官充役，更不令纳役钱。又奏：『乞差府界提点司官分诣县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户。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致人披诉，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论，不以赦降原免。』从之。上疑初官户取助役钱少，安石至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议论。坊郭等第户须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上又言：『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安石曰：『本取助役钱有剩者，将以禄此辈。』上曰：『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纷纷，亦多此辈扇惑。』安石曰：『早定诚然，畏此辈扇惑非也。当令此辈不敢扇惑而已。人主若不能益天下，则不能胜天下，反为天下役。为天下役，则乱矣。』杨绘言：『比者畿邑之民来诉助役之不便，陛下霈发指挥，令取问民之便，愿与不愿而两行之。中书门下已作札子，坐圣旨颁下，而司农寺缴还，遂从其请。臣窃谓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则一二年中，自将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则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愿者，亦自有役以差之，亦必无放者，但形势官户女子单丁素无役者，令出役钱，则已行之矣。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岂得无罪乎?』不报。又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百姓既无所诉，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当与指挥，不令升等。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等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盖自下而上，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县，岂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农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报府，直下县，欲其畏威，不畏异议。若关京尹，或致争执，所以不顾事体如此。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上诺之。丙午，王安石呈役钱文字。上以为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坊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第，更与稍裁之无害。安石曰：『今取于税户，固已不使过多，更过当减，但为厌人言，即无当于义理。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多耳，此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摧。』安石曰：『摧兼并，惟古大有为之君能之。所谓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则恐陛下未能胜众人纷纷也。如两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然陛下已不能无惑矣。』上曰：『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安石曰：『此与治道极为毫末，岂能遽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
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才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寺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司马光谒告之六日，上复趣令入见。光言：『近臣上疏，未闻采录，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若臣言果是[2]，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庚寅，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
三年二月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诏大宗正丞于芳林园置治所，给实俸，添支钱。
议减兵数杂类
蔡确欲陷吴充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史敕并诸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王，固无如陛下
三月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2]：『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始知法意云云。』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为巧言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觉出案其事。觉喜奉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既而张戬言不当遣觉，觉亦奏疏辞行。上批：『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书劾问。』已而王安石独对，言直可降黄，不须劾问。初欲落修起居注，令归馆供职，安石谓不如与一小州或军。上曰：『留觉在此，必更鼓动流俗。』遂有广德之命，而体量官亦罢遣。
朱本改墨本云：轼坐久不得进怨望，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讪，无所不至。
八月壬午，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落职知饶州，以军器监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也（详见《市易务》）。
己卯，王安石恳求去位，引吕惠卿执政。乙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疏曰：『臣伏读诏书，喜极以泣。昔成汤以六事自责，今陛下以四事求谏。圣人所为，异世同符。凡诏书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复何言?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陛下诚知其如是，复能断志无疑，不为左右所移，则安知今日之灾沴，不如太戊之桑谷、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风、宣王之旱魃，更为宗庙生灵之福乎?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户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裔，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细，舍其急而言其缓，外有献替之迹，内怀附会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所不敢为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不可任耶?经术吏事不可任耶?』介白：『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为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札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国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吕诲劾王安石（见本事）。王安石信吕惠卿（见本事）。王安石毁苏轼（见本事）。推陈升之为相（见《三司条例司》）。
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为右谏议大夫、权御中丞。光言：『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材下，其言既不足采，曏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欲知方平为贤为不肖，乞尽令检取包拯等言、方平奏章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奏边上事宜状，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诰敕下通进银台司，吕公著且奏封驳[5]，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复兼劝讲。倘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
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无不霑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它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洪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惟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朕初嗣服，于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于黎献，位冠百工，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姑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
待制以上六年一迁官，至谏议大夫止，不知何年却改此法，当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