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大体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处于被动，当时“中央军”大兵压境，严重地威胁到四川王的生存。他想趁西安事变，引起政局的变化，使自己摆脱险情，因此，通电表态支持张、杨。抗战初期，刘为了保存川军实力，搞了小动作，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蒋对刘湘予以处置，尽管刘重病住院，也不放过。
第三党的主要领导人是邓演达、谭平山。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之一。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部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谭平山是中共创建时期，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国共合作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他们都是被“通缉”的对象，邓演达流亡苏联，而谭平山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对失败后的南昌起义做出不公正的评价，对起义的领导者给予了处分，谭平山被开除了党籍，从此，他“像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
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这种影响力从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圈外的排他，非本圈内的，一律排斥；另一方面，是圈内圈中的排他，在同一派系中，或因籍贯，或因学校，或因隶属，或因出身等等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的不同，在国民党这个特殊的政治土壤里，都可以生长出新派别，可以无穷地分裂下去。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多人，本着团结抗日，执行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北上命令，从皖南云岭等地出发北移，6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蒋介石密令埋伏的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
首先，移植封建伦理思想，使三民主义儒学化。使三民主义儒学化，戴季陶是开创者，他大力宣扬“仁爱是人类的天性”等观点，用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蒋介石强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义。
不久，国民党在武汉通过官方报纸《扫荡报》等掀起了一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鼓吹“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个合并，根据1924年－1927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1938年2月，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表示：对各派“唯愿溶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他的简短讲话，已把国民党舆论实质点明了，那就是要“溶化”掉共产党。周恩来当即回答说：“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在政制组织机构的职能上，始终没有理顺。政制机构的设置，还是孙中山提出的“五院”制，背离“五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原则，而是实行“五院分治”，由主席统揽。最初之所以要设“五院”，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政治利益再分配的需要，因为那时“有功的人物至众，唯有庞大的五院政府才能够容纳他们”。只有设立平行的五院，才能调和彼此之间的利益。难怪一个外国记者当时称，国民党实行五院制的政制，是“兄弟间的分赃协定”。
1935年12月，蒋介石为了密谋“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发展”，特密派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带领张冲化名江帆南，假借欧洲德国、法国、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访问之名，打算秘密前往苏联。尽管这次行踪非常诡秘，却没有躲过日本特务的视线，日本媒体对陈立夫准备访苏予以报道。蒋介石怕得罪了美国、日本，指使陈立夫放弃访问计划。
曾扩情与红二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他利用这一层关系，派特务钟梅桥等二人持亲笔信到英山，面交许继慎。信中说，许继慎投降蒋介石的计划已由蒋介石批示“照办”，蒋介石对许继慎“乃复归来，虽犹千里，心实欢喜”。蒋介石并委派许继慎为“国民党为十四军军长，发饷三十万元”，要许把军队拉到黄冈一带整编。信中并说许继慎自愿与他挂钩。许继慎连人带信一起交给军部。军长徐向前对来人进行审查，并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认为“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破坏我们”，遂将特务信件和军部意见交中央分局处理。
1932年7月，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在闲游一寺庙时，被国民党的侦缉队拘捕，随后，被移送到江苏省保安戒严司令部囚禁。
这是一个恩将仇报的背叛革命的行为，因为他把枪口和屠刀对准用自己的鲜血从军阀手里夺取上海，并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城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卑鄙下流的阴谋行动，因为他借助黑社会力量，并以欺骗的手法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1934年2月，他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与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现代的国民”。而提倡“明礼义，知廉耻”，就是“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生活”。他是要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把人民群众驯化成“顺民”和精神奴隶，以便服服帖帖地接受其独裁统治。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许多被推向饥饿和死亡边缘的城市民众，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摊贩游行请愿。1947年，全国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20万人，这些罢工涉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汉、广州等20多个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包括铁路、交通、机器、邮务、纺织、化学、海关等50多个行业和部门。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先后制订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各县保甲编整法》等法规，使原有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备。
接之而来的，便是独裁者对民主力量的大迫害。1940年10月，国民党特务，在新疆再次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马寅初因在讲演中批评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行为，被宪兵扣留。1941年初，何应钦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诬蔑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国民党还取消了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中的中共代表以及许多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在此期间，国民党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下子把中间派中的很多人士震醒了。
在政治制度上，把国民党中央定为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构。在用语上比《训政纲领》更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在大会闭会期间，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从而把国民党中央权力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人民权利义务上，规定了若干“自由”和“权利”，但又说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来加以限制，实际上，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在国计民生上，表面上规定了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实际上所列条款，给予官僚资本的扩张法定上的“保障”。在国家组织上，与《训政纲领》有所不同，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驶，由国民政府训导”，把原来的国民党训导换成了国民政府训导。这是很有味的一个改变，国民党中央由训导转换成被训导，即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来训导。
2．让蒋经国执掌更大的权力，增加其亲政的资本和砝码。
一个又一个的“老臣”被解决，对于那些不服蒋经国的人，毫不留情地予以清理。于是制造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按照蒋介石的设计，蒋经国在赣南任职，只是一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为儿子在政坛崛起作更大的政治投资，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1939至1940年，一年跑了900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这样，实际上是在架空蒋介石，枪夺蒋介石的指挥大权。这无疑是与虎谋皮。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容忍，他要向罗斯福摊牌了。
1933年春天，他到一个金矿工作半年后，又回到自己曾经当过搬运工的火车站，在这个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从勤杂工，做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之类的活，到当上技工，从提升为技师到晋升为副厂长。一个外国的年轻革命者，在很短时间里，能由最底层跃升到领导层，这说明他干得很不错。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据说，他与后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的俄罗斯姑娘相识相爱，就起始于见义勇为，用真实的感情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的人间喜剧。正是在这个工厂，芬娜后来改名为蒋方良与他结为异国情侣，并肩战斗，生儿育女。
二是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用江南先生的话说：“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很难排除蒋介石另有所图。那时，“以俄为师”是时髦的话语，到俄国去取经是时髦的行动。况且，他蒋某人在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难道不能用支持儿子去俄留学的行动来表白自己？他要让蒋经国去苏联留学镀金，积累政治资本，同时也使自己获得苏联顾问的信任，获取政治资本。送蒋经国留学俄国，是蒋介石下的一个政治赌注。
例三：再次访美，风光不在。
台湾海峡危机不断升级，世界各国都为之不安。许多国家担心美国会卷入中国内战，进而演变成为东西方大战而殃及自身。有的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地区敌对行动》的提案，要求海峡两岸双方立即停火。但有些国家则提出了想把台湾分割出去的主张，如建议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或中立国“代管”。还有一些人乘机鼓噪“台湾独立”、“中立化”。
评析：
蒋介石双管齐下，武力镇压，分化瓦解，搞垮了抗日同盟军，又一次地战胜了他的政坛宿敌冯玉祥。他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此时的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抗争，同过去与蒋某人抗衡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他组织抗日同盟军是爱国、救国的正义之举，得民心，顺民意，名垂青史。蒋介石在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中，摧残抗日力量，日本人为之喝彩，国人嗤之以鼻。他在争取民心上却大大失分。
蒋介石在最高权力宝座上，曾几上几下，几伏几起，始终没有放弃权柄。即使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仍能把失去的“王冠”从李宗仁手里夺回。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政治圈内的政敌不精明，而是因为蒋某人太诡诈；他弄权的本领加上垄断的政治资源，一直使他在权力角逐场保持着绝对优势。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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