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党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他们力图建立革命的军队这不同于后来相继成立的民主党派，并付诸于实际行动。邓演达利用他过去的特殊身份，积极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活动，策动武装起义。蒋介石对其又恨又怕，担心动摇了他赖以生存的黄埔嫡系的基础，下令缉拿，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作政治报告时，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蒋介石派戴季陶等人以“探望”为名，企图收买，并说蒋介石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演达严词拒绝。蒋介石诱降失败，而且正面临下野的危机。这时，戴季陶向他进言：“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此语与蒋介石一拍即合。同年11月，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
胡汉民被释放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在上海会晤，表示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在上海举行的所谓和平会议，实为分赃会议，达成妥协，由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数量相等的中央委员。于是，宁方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开幕。滑稽的是，蒋介石在大会上致开幕词的题目却是《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他高喊国民党要“精诚团结”，团结是这次会议的两大使命之一。同月，在广州也召开了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谴责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坚持必须以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的先决条件。由于意见不一致，孙科、汪精卫率领他们的人马从广州的“四大”分裂出来，到上海，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2月，又召开了一个国民党“四大”，这样几乎在同一个月，宁、粤、沪三处开了国民党“四大”，真可谓开了政党会议的先河。
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在访华时，会见了周恩来，表明对此事件的态度，并在会见蒋介石时，向他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国民党的对内政策。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被阉割、被抛弃，他所要坚持的，是三民主义中，主要是旧三民主义中的消极的因素。孙中山的理论如同任何一种革命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孙中山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增加新鲜内容，摒弃错误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旧三民主义中存在某些消极的内容。比如，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的思想中出现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倾向；强调党内集权，要求党员绝对服从领袖；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他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含在他的民生主义中，他要“毕其功于一律”，如他的世界观上的二元论。
这本来是蒋介石口头答应了的事情，甚至说“我想的亦不过如此”，可是这时他却反而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企图要“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蒋介石接连两次发表谈话，表明对党派问题的态度，他说，与其用政治力量抵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溶化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上一个组织下，共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而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要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掉。
在权力配置上，高度垄断，个人独裁。在训政时期，国民党独揽大权，政务包办，蒋介石独裁；在宣布进行所谓“宪政时期”后，虽有两个御用小党分享一点残羹剩菜，也只不过是装饰而已，基本政治格局依然如故。
于是电令已经到新疆打算回南京述职的邓文仪，返回莫斯科，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进行秘密接触，商谈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性。
国民党派人到红军中去进行反革命宣传，策动士兵“反水”，还要红军家属给红军士兵写信劝降。在国民党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下，有少数红军士兵在战场上携械投降反动军队，一些地方的落后群众反水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织看望队、挨户团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革命根据地的地主富农也蠢蠢欲动，配合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攻势，通风报信，在赤白区交界区捕捉红军和革命群众。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刘煜生案发表的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国人民之公敌。”
由四个议案组成的“整理党务案”，是限制、打击共产党，为蒋介石进一步攫取党权而精心策划的阴谋，它用合法程序掩饰了非法行为。由于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机关的再次退让，这一阴谋未能被阻止。张国焘受陈独秀委派，前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围绕要不要接受整理党务案进行了激烈争论。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张国焘按照苏联顾问和陈独秀的旨意，用了非常不正当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做出了一次大让步。
第一，以“礼义廉耻”为准则，把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之中。蒋介石强调：“务使一般国民的衣食住行，统统能合乎礼义廉耻，如此我们的社会才容易进步，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复兴。”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他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就是切切实实地觉悟。”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的中心内容。他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是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的理念一脉相承的。
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巨额军事费用和行政费用，大量印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循环不已”。面对这种严重的财政经济局面，蒋介石统治集团一方面对人民生活用品实行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用增加捐税、大量发行公债等手段，大规模地搜刮人民的脂膏。一些贪官污吏和官僚资本家，利用新“收复区”与大后方在商品、货币的比价上存在的巨大差额，凭借政治特权和掌握的大量法币的优势，加紧抢购和囤积物资，操纵市场，榨取民财。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大量倒闭，城市失业工人日益增多。
第一，保甲制度“党化”。国民党制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地方政府机关应当选择国民党党员及思想纯正的青年担任保甲长。《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则规定，在保甲内，应当尽量发展国民党组织，甲长应该以本党党员充任，没有入党的应设法介绍其入党；保甲长就职时，应向其上级机关及国民党举行“效忠”宣誓。
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说：“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的一席话，一语中的。
《训政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蒋介石依法组成以他自己为“党国”的“最高领袖”的独裁政府。
严家淦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他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调，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说得更刻薄，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men。”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
吴国桢长期与蒋氏打交道，当然也知道蒋的阴险狠毒。他想以辞职赴美摆脱危险境地。可是，蒋介石不让其离台，实际上将他软禁起来，后来由于美国人的干涉，蒋介石不得不放行，但将其父亲和儿子扣下做人质。
起初，蒋介石准备安排蒋经国到新疆担任主席。当时的背景是，军阀盛世才长期依仗苏联的支持，割据新疆，与蒋介石对着干。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无暇顾及新疆。蒋介石趁机，调集重兵到河西走廊，迫使盛世才臣服。为了进一步解决新疆问题，蒋介石要派一名封疆大臣坐镇，他认为蒋经国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此时，传出蒋介石要掀起一个新的反共高氵朝，使得美国方面感到担忧。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和记者的一致意见是，国民党无能、腐败、没有代表性、内部弱点很多，不大可能持久。美国外交官员递呈白宫的大量报告中，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国内内战已重新爆发，美国对国民党这一个党的大量援助，显然在其中起了作用。谢伟思断言：“国民党的军事策略是全力消灭共产党人。”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说蒋介石已经变为“他所操纵的腐败体系的政治俘虏而不能自赎”，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建议华盛顿政府应当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指在抗日上的合作。
对于他所具有的蒋介石这样的政治背景，即使他宣布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偏见，无论哪个营垒的人们，特别是领导者们会不会真的这样认为，国内有种种猜测。王明在召蒋经国回来谈话时，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罗斯福把蒋介石抬上“大国领袖”的地位，是一个外交礼仪形式，其“大国领袖”的实质或者是真实的内涵，是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的肯定。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也不是无所作为，他就对日作战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问题，并同美英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得到罗斯福关于对战后收复台湾的主权的要求和中国战后“四大国”之一的地位的承诺，关于成立中国战区及其中国在这一战区中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关于对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问题，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争取与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另外，蒋介石在会上还夹杂着国民党一党的私利，尤其是没有公正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使美、英首脑没有能客观地了解中共的作用，这是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表现。
经过漫长的旅行，他们一群人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到了“孙大”，校方送给了他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此后，“尼古拉同志”代替了蒋经国。他和其他21人分在一个“教授班”，与他同学的不仅有国民党要员的儿子，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革命家的邓小平、廖承志、林袓涵林伯渠、乌兰夫。蒙古族的乌兰夫还与蒋经国坐同一张桌子。在这里也是“国共合作”的场景。从此，蒋经国在红色的苏联呆了13年。对于他来说，这13年是他确立自己的信仰的年代，也是他蒙受羞耻、经受磨难的年代。不管怎样，这13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阅历。蒋介石让其子旅俄留学，是对是错，这只有他自己评判。
宋美龄在美国访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美国朝野的认可，美国人很快便给予回报：一是使美国人了解了中国的抗战，对中国抗战中受到的巨大民族牺牲深表同情，改变了过去那种对中国人软弱、无争的表面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给予中国抗战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更大援助产生了促进作用。二是开始改变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在宋美龄向国会演说后的两天，众议院议员甘伦迪提出取消限制华人移民法的建议，其后舆论一致做这样的呼吁。到1943年10月，罗斯福表示无条件赞同废除华人移民法，允许居留在美国的华人成为美国公民。三是宋美龄在美国获得很高的荣誉。她在1943年3月，访问纽约时，出席该市市长盛大的欢迎会，在这次欢迎会上，市长授予她荣誉市民的头衔。1943年3月，宋美龄到达芝加哥访问时，该市市长献给宋美龄一枚巨大的金钥匙。同月，她到洛杉矶市访问，洛杉矶市民在好莱坞举行欢迎大会。这一天，好莱坞的男女明星、工人几乎全部参加，衣香鬓影，盛况空前。在乔治亚洲的州府，接受了威斯里扬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女子学府，此次是该校75年以来第一次赠予学位的盛典。
蒋介石是积极主张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但他坚决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也反对“两个中国”。自1955年2月8日起，他接连发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能容人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