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用最激烈的言词鞭笞背叛了革命的父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把枪和屠刀对准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城的工人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获悉这一消息，“中大”学生无比愤怒，举行群众集会，对蒋介石进行声讨，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经国也在声讨的人群中，其言词最为激烈，“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几天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已经叛变革命的父亲进行公开的谴责：
这是一个迟到了的对日宣战，因为中国的对日战争，如果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已经进行了近五年，如果从上海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军民进行淞沪抗战算起，那已经进行了近10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宣言把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对日宣战支持的态度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事实，已经使罗斯福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声明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蒋纬国与其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他性格开朗，而且长大以后幽默，比如在台湾已经佩上将军衔的他，当谈到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时，他逗笑地说：“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这样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他这样一说别人听起来却很轻松，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中看出孩提时的蒋纬国的性格是如何的了。这可能也是蒋介石觉得“可爱”之处。不同的评语，是不是蒋介石已经对他们的前途有不同的预期，这很难说，但两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仕途，一个从政到掌握党权、政权，一个从军到执掌军权。
从此以后，宋美龄或受蒋介石之托，或自然而然地，进行“夫人外交”，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一个东方佳丽的外交风采。
美国虽然已在事实上承担“保护”台湾的责任，但是，还是使蒋介石放心不下，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多变的国家，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同，这种事实上的“保护”不稳定；此外，美国又是法制社会，注重法律的约束力。蒋介石希望美国的承诺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他的企盼又出现了转机，那就是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上台后，奉行所谓“崭新”、“积极”的外交政策。要求第七舰队放弃所谓“中立”，他在声明中表达的反共言辞，给了台湾当局心理上的支持。蒋介石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取消对台湾军事力量限制”的决定。还吹捧说：“无论就政治、军事以及国际道义而言”，这一决定“实为美国最为合理与明智之举措”。
5月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日军第8师师长让中方签订所谓《觉书》，提出5条，条款主要内容同上述三步停战办法，中方认为第三条含有侮辱之意，日方虽然答应改，也只是搪塞而已。对于这样的屈辱性的《觉书》，蒋介石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这就更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2、妄想美英抑日，美英以“不承认主义”搪塞。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决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全国各界的支持，进一步激起抗日同盟军将士的抗战热情。他们表示，要在冯公的领导下，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隐居溪口，实际上，他还是牢牢抓住权柄不放。在溪口小镇架设了7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仍源源不断。溪口取代了南京成为事实上的“陪都”了。2月，行政院长孙科将他的政府机关“疏迁”到广州，声称这一举动，是表明反对李宗仁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的投降举动。圈内人也清楚，孙科此举，也是为了报竞选副总统被桂系打败的“一箭之仇”，这就把府院矛盾公之于世了。石头城只剩下一个代总统办公处。至此，李宗仁“代总统”几乎被架空了。
12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15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1949年春，代总统李宗仁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杨虎城。李宗仁一方面给重庆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派一架专机到重庆想把杨接走。杨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拿不定主意，只好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请示在溪口的蒋介石，蒋介石反对释放杨虎城。于是毛人凤等特务头子决定把杨先转移到贵阳。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他在危难之时想起了胡汉民。4月，胡汉民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南京。在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时的胡汉民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出了大力。一是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形式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还可以用这块招牌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抗衡。二是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大造舆论。一方面，为蒋介石分共、反共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同武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可以说是使尽浑身的解数，为南京政府争正统地位，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三是为蒋介石拉盟友。在宁汉对峙期间，北方的冯玉祥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极力拉拢冯玉祥。胡汉民出面做冯玉祥的工作，由于他的游说，更由于南京方面给冯部巨款，冯权衡利弊，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胡汉民给倾向于武汉政府的第二军军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写了一封长信，劝说朱分共拥蒋。胡汉民在粤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利用与粤军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利用与粤军首领李济深的师生关系，做粤军的工作，缓和了蒋李之间正在发生的矛盾。
2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杨、周3人出席。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诺转达给蒋。24日，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周恩来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表示除蒋介石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双方最后达成了包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国民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等内容在内的6项协议。
2、从拉汪到汪举旗反蒋。
评析：
何应钦在向蒋献策时，陈述了此计至少有三种好处：一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合作，削弱冯玉祥的势力；二是通过三马打孙殿英，使孙殿英这个非嫡系部队瓦解；三是通过孙殿英去攻击三马，即使三马消灭不了，也会给其造成重大的打击。
刘湘与蒋介石明争暗斗，双方的矛盾趋近于白刃化。而刘湘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蒋极为恼火，决定对四川动手术了。将川军整编，同时以出于抗战的需要为幌子，势图控制四川。蒋介石后来说：“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做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迁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民国二十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938年3月，他在武汉会见刘湘的代表邓汉祥时全盘托出了他整编川军的决心，他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身体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后在邓汉祥的反复申说下，又经过何应钦从中劝说，蒋介石才不提军民分治，而坚持川军缩编。后来，由于刘湘的抵制，缩编未果。
哪知道，阎锡山太老到了，他自己知道无功受禄，冯玉祥有怨气就让他发吧，反正实惠已得，何必与冯闹翻呢？何况，冯的地盘与自己紧挨着，人多势众，如果真正打起来，蒋搞壁上观，那自己就惨了。因此，他也不管与蒋介石的默契，急忙派人冯玉祥联系，调节冯阎关系，试图拉拢冯一起反蒋，这正对冯玉祥的路了，他俩一拍即合，又在新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导演了一场反蒋的“中原大战”。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后来，王家烈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的面貌，而中央军则随时耷拉着脸皮对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这是借表达对“中央军”的不满，来发泄对蒋介石用毒辣的计策让他臣服的控诉。蒋介石这个“强龙”，虽然用“顺手牵羊”之计擒拿了王家烈这个“地头蛇”，但压不住王家烈的心头之恨。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结拜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张蒋的“蜜月”是短暂的。蒋介石要求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谁的兵多，谁的实力大，树大招风，谁就是蒋介石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也不例外。当然张对蒋的为人不是没有一点认识，在他通电入关前，召开了东北将士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冯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由此，可见张对蒋介石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但他的为人又过于讲义气，使自己成为权谋博弈中的悲剧性的人物。
评析：
1936年，佛门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受法师的开导，张静江如大彻大悟，皈依佛门。一个权倾一时的宠臣，竟会有如此下场，其他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蒋介石的“‘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的用人准则，是腐朽、没落的用人之道，与他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有直接联系。另外他这样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虑，更从自身安全着想。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敌我无常，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战场上能打败对手，却被对手所雇佣的杀手杀害。当时的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例如冯玉祥有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刘湘的卫队全部是由刘姓组成。只有自己所信得过的人，才有可能在长官危急关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主人。蒋介石当政，成了众矢之的，何况他自己也搞过暗杀他人的勾当，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了。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亲自过问。由自己点名，加以询问，询问的内容很详细。
从他对待爱将杜聿明的手段，可以看出他的阴险、狠毒、狡诈，无诈、无毒非蒋介石也。他想用这一套来控制将领，驱使他们为蒋家王朝卖命，这只是他自己的愿望，事实上，此种卑劣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重地伤害了将领们的自尊心，损害了蒋介石有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谁都不能信任，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违背民心，违背潮流，人心丧失。是由其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同年7月，蒋介石宣布了国民党改造方案，“中央改造委员会”里没有二陈的名字，“评议委员会”里有陈果夫，但没有陈立夫。这是蒋介石耍的手腕，因为陈立夫年轻可以做事，但不准他做，而陈果夫当时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蒋介石却偏要他担任委员。眼看大势已去，陈立夫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借口到美国。临行前，蒋介石亲自送给他5万美金，言谈之中有送客之意，宋美龄送了陈立夫一本《圣经》，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悲惨地看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个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至此之后，陈果夫玻豪，而陈立夫客居美国，在那里以养鸡为生。名噪一时的系烟消云散。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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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善任，对于领导人和领导机关来说，是根本大计。中国古代伯乐相马，广为流传，并被引申到识别人才上。那时，科学不发达，主要是沿用巫术的相面术，凭直观及其好恶选人。有如同伯乐慧眼识高才的，而埋没高才错用庸才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近代人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
的确，就自然人而言，很难说蒋宋联姻不美满；就政治人而言，蒋宋联姻，堪称婚姻嫁给政治的成功典范。后来，以蒋宋联姻为基础的“四大家族”发达了，留给中华民族的却是深重的灾难，这大概是人们诅咒这种婚姻样式的根源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