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正抱病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蒋介石搞这样大的动作，不事先给他通气，非常气愤，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告我，这不是造反吗？”其实，蒋介石制造这一事变就包含着造汪精卫的反的用意。他的此举意欲一石三鸟，既要打击中共，又要削弱苏联顾问团的影响，同时动摇汪精卫的威信和地位。关于中山舰到黄埔去是谁下的命令，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汪精卫下达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下达的。蒋介石当时声称，说有阴谋，要绑架他，将他送往莫斯科。事实上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说有人要绑架他，是暗示这人是汪精卫。
此人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任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秘书长的鲁效祖相识，两人相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盛世才与鲁效祖谈论军事谋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话中，夹杂着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鲁效祖本来就是受金树仁之托，来到中原招募军事人才的，谁知寻才千里无路径，偶尔相逢得将才。于是鲁效祖建议，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职。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部队被蒋介石改编。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邀请孙殿英参加，当时孙殿英手下有人马3万来人，如果参加冯玉祥的同盟军，势必在北方出现比较强大的反蒋力量，这深为蒋介石所害怕。他要求何应钦尽快想办法阻止孙殿英参加。而孙殿英对此事也不太热心。他自己也盘算了利弊，自己认为不是冯的嫡系，如果参加同盟军，有可能被冯玉祥吃掉，而自己也得不到蒋介石的承认，所以，一直是在观望。这时，何应钦委派自己的秘书刘健群亲自到孙殿英部队内劝说孙，随之而来的是戴笠。戴笠也曾在江湖上闯荡过，两人见面谈得很投机。在戴的劝说下，孙殿英表示遵从蒋介石，不参加同盟军，但要求蒋介石给他地盘，蒋介石答应给孙殿英察哈尔主席的位置。
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刘湘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表现出热情，并作出积极“围剿”红军的姿态。中央红军长征后，他更是积极配合蒋介石追剿红军的部署。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阎锡山正在犯嘀咕，但也很想得到一块大肥肉。他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滑，诡计多端，是冯玉祥所不能及的。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编撰北方，所以他以为好地方只能是冯玉祥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北冯玉祥。1928年5月，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谈中，阎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点到为止。
1934年10月，我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称之为“万里长征”。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蒋介石亲自督战。他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红军。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之机顺手把王家烈的黔军解决掉。然而，军阀与绵羊不一样，即使王家烈昏庸，但还是有头脑的，加上有一个精明且野心勃勃的老婆，更不会轻易就范。王家烈担心这次老蒋会来“顺手牵羊”之计法，乘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为了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力堵截红军，迫红军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两广之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于是，王对部队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妙，便向广西靠拢。
第二，文戏不成，诉之武力。蒋介石坐上国民党政权最高宝座后，对各路异己军事集团的崛起耿耿于怀，不解决这些“诸侯”，将后患无穷。起初他打算唱文戏。1928年，蒋介石与宋子文等共同制定了《军事善后整理案》，以节省财政开支，实行和平建设为名，在上海、南京分别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大造裁兵舆论。宋子文提出了裁兵以保证建设的方案，当时全国共有84个军，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一年共需军费6．4亿元，大大超过全国总收入的4．5亿元。因此必须裁军，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集团予以配合，并提出裁军的实际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现在的200个师裁减为50个师，裁掉150个师。命令各集团军自行办理。这一方案等于这要各路“诸侯”的命，各地方军事集团一致抗命。
首先，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东北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就曾向蒋介石谏言，指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进一步拉拢、收买张学良的策略，他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盘给地盘，只要张拥护中央则什么都可以答应。”反观冯阎，虽然都认识到张的态度的重要性，但晚了蒋介石一步。而且在对张的看法上，冯玉祥、阎锡山意见有很大分歧，冯玉祥甚至看不起张学良，认为他只是“胡匪的儿子”，只要以后在北京政府中给他几个部长位置就行了。冯阎在对付弱军的态度和看法上不一致，他们反映又迟缓，蒋介石抢先一步，掌握了争取张的主动权。
东北易帜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抑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蒋介石个人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当时东北军有30万人，装备全国第一，他知道谁能够获得东北军的支持，谁就能够主宰全国，他曾私下说：“张学良是当代韩信，必须将其纳入自己账下。”现在他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一庞大的队伍收归自己的旗下，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他要好好地利用这一“偏师”去制服那些不服从他领导的军阀。的确，张学良的归顺，使他受益多多。
正因为张静江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又有恩于蒋介石，所以以功臣自居，非常跋扈，目中无人，把国民党后起之秀看成晚辈，甚至我行我素，独权、揽权，给人一种挑战蒋家“独裁”的感觉，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队长多年，官虽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钱却是捞得不少。1928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考察。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再也上不了台，就打着总司令侍卫长的名义滥借钞票，买房纳妾，大办酒席，搞得当地人怨声载道。后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家乡人群起告状，蒋介石十分气愤，把王世和叫来，拳打脚踢，狠狠地教训了王世和一顿。但打归打，还是没有把他赶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还是让王世和担任侍卫长。
他要将杜聿明的家属扣为人质，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蒋介石下来一道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飞机去台湾，并表示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这一目的，杜聿明也会心里明白，这一着比“破釜沉舟”之术，还要厉害，历史上的“破釜沉舟”并没有危及家属子女，而蒋介石这是绝人其后的毒招，他已没有退路了，只得与人民解放军死拼了。
蒋介石对待青年党负责人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青年党靠拢已投降日本的大汉奸汪精卫，丧失民族气节，不仅不应使用，而应予以惩处。然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战胜利后，不作任何处理，而且还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义。青年党在选举副总统中玩弄权术，在蒋介石面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应得。
&系是蒋介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它们的基本任务就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宝座，对国民党内其他挑战者，如汪精卫、胡汉民等，极力诽谤、孤立、使之不能与蒋介石对抗。另外，系还充当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马前卒，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坚定维护者。
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讲话文雅，无“天子伴臣”那股子盛气凌人的傲气。并且，他不在圈中搞圈，常自称自己无党、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他既无多大的权欲，又没有多大的财欲，与国民党内一些人贪得无厌、私欲难填，形成鲜明对比，在国民党内是为数不多的“清官”，蒋介石称其为古今一“完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完人”，无法支撑住将倾的大厦，悲愤交加。在国民党统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药自杀。陈布雷追随蒋20余年始终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国”自励。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态忧伤不已，只好仰天长叹，一死了之，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不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其次，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献策。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借追“剿”红军之机，蒋介石入川，制服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采纳了杨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1935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处理地方事务。
评析：
蒋介石要探望自己的父亲，对于阎来说，内外长面子，求之不得。而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举两得，既是对阎的心理战，象征着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已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两人的关系业已从一般“同志”发展为“兄弟”，这对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也是一个巩固；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为全国做出一个姿态，树立自己的威信。当然阎锡山从内心是感激的，但表面上表现出十分谦让，他再三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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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伐战争期间，陈仪归顺了蒋介石，把汤恩伯推荐给蒋。蒋介石见了汤后，觉得汤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恩伯虽然是由陈推荐，且又是蒋的同乡，但由于不是蒋亲自选拔的人，所以开始对汤并不太重视。后来陈仪予以点拨，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操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对于蒋介石来说，婚姻是他编织关系网，结党营私的一个手段。他与宋美龄的结合，首先是出自于政治目的。因为，宋美龄不仅是一个妙龄美女、才貌双全，而且，还能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所企盼的无形和有形的资本。因此，蒋宋结合是典型的政治联姻。
1938年8月，力行社特务处在武汉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此后随国民党中央迁至重庆，在重庆这个特务机构急剧膨胀，仅局本部就有5万多人。这时的军统基层组织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乃至于国外，包括6个区、41个站、17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在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了站、组，在越南、缅甸、泰国、印度、菲律宾、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