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头面人物。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相见。陈比蒋大10岁，属于忘年之交。据说两人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此时的蒋介石没有任何资本，更不用说“发迹”了。然而，这笔感情投资，使他获得了超额政治“红利”。
李济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时他在广州。后来，支持汪精卫的张发奎带第四军来到广州，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张发奎与李济深二人发生了矛盾。汪派人物云集广州，把广州作为反对特委会的基地。李济深历来与桂系关系很好，不赞同汪精卫的做法。汪精卫密谋驱逐李济深。汪假故邀李济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汪精卫、李济深一起离开广州到上海期间，受汪的指使，第四军军长发动了“广州事变”，结果，汪精卫、张发奎，在国民党内一下子被置于被告席上。
陈济棠是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广东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有军队15万人，组建比较可观的空军部队，空军力量甚至比蒋介石的“中央军”力量还强。到了1931年，他不但在军事上准备充足，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可与蒋抗衡的资本，这就是胡汉民对陈济棠的支持。从历史上看，胡汉民的政治地位比蒋介石高，而且在权力角逐中，多次被蒋介石的诡诈术搞倒，耿耿于怀，必会坚决支持陈倒蒋。由于有这些资本，陈济棠认为可与蒋在政坛比试比试，此举若胜，便可以取而代之。
蒋汪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又各人自封为正统，展开争夺权力的角逐。尽管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想宁汉“息争”，但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心有余悸，更不能容忍蒋无视武汉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径。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强硬条件。并发兵东进讨伐蒋介石；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与他们“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在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挑衅，使我军民数百人伤亡，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酿成了“南京惨案”。随后，英美、日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形势紧张。蒋介石不积极组织还击，不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反而向它们道歉，并嫁祸于人。指使人与日本驻南京领事接触，说，这次事件“非党军领导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声称已解散共产党支部，表示愿与英美等国谈判善后问题。接着，蒋派人到上海前往上海访英、美、日、法、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蒋介石到上海后，亲自接见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他还公开宣布：“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这表明蒋介石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已改变国民革命反帝的纲领，力求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会议还作出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蒋介石得悉后，于当月再次电请迁都，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的这个提议也未被采纳。在取得江西战场军事胜利后，他更以强硬的态度再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遣邓演达等人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催促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为了激发台湾军民响应“反攻大陆”的热情，蒋介石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毌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以实现“光复大陆”。
在审理“廖仲恺案”的过程中，发现胡毅生、林直勉等人与此案有牵连。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人们普遍认为暗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特委会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在外交上，“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原依靠美援的蒋介石，此时已为美国所抛弃，至于下一步如何行动，“将先等待亚洲之尘埃消除”。12月，美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称：“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凡此种种征候表明，蒋介石到了绝境。然而，由于国际风云变幻，也由于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举措，终于起死回生。
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深得人心，蒋介石也高喊这一口号。他多次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一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落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他还说：“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如是延长？乃是因为军阀身后有个牵线之帝国主义者做他的背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方得肆意残暴，而使中国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绝无已时。我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毋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
此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守，在战略决战中，军队大部分被解放军所消灭，几乎输光博弈的本钱，军事上的彻底溃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蒋介石连自己最看重的“面子”不顾，导演了一场“战犯求和”的闹剧，这已是无济于事了；在政治上，蒋介石奉行独裁、卖国、内战的政策，失道寡助，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反内战、反饥饿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解放区军民的军事路线相响应，形成了第二条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战线，蒋介石陷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受到国民党打压迫害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响应中共的号召，云集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与中共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1919年10月，他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自己辞职的缘由，进而表示到欧美去留学的意向。此时的孙中山处于军阀的压力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得力干部，因此，不同意蒋长期离开中国，留下在军事方面辅助于他。
评析：
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获益巨大，得势一时。然而，抗战胜利是全国军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取得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民众，在抗战的前线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坚持八年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把他们排除在受降之外，违背天理，虽在军事上能得势一时，但在政治上却丢分不少，这也是蒋介石独呑胜利果实所产生的负效应。
评析：
为了引敌南下，蒋介石还在战前就曾明确地指出：“这一仗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承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就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把守南京、上海，这个仗打不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它沿江西上，届时它就败了。”战役的结果表明，蒋介石以江南这块富庶的“空间”吸引和调动日军主力，沿长江西进，迟滞敌人，为中国方面几乎“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赢”是以中国军队牺牲上百万将士的伤者，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半壁河山论陷，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换来的，而且完全是在被动挨打和消极应战的情况下逼迫出来的，自我安慰之词而已民。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休养生息，坚持国共合作，和平建国这是人心所向。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誰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介石这一曾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最终随同他的800万军队一起被淹没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大海里，随着南京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落下，国民党政权被推翻，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被终结。
俗话说，诗言志。蒋介石在日本写的“东来志岂在封侯”的七言诗，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抱负，其内涵具有两重性。
三是与孙中山多接触，拉近与孙中山的距离。1918年，广州护法政府因军阀唐继尧、陆荣廷有不同意见，并一直反对孙中山任大元帅，于同年5月，通过改组军政府案，将孙中山唯一总裁制，改为实行七总裁制，削弱并架空孙中山。孙中山处境困难。蒋介石特意将孙中山接到三河坝，他看到孙中山形容憔悴，还伤心地流了眼泪。两人深夜长谈。在孙中山受别人冷落之时，蒋介石的亲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也增加了对蒋的信任感。
评析：
4．利用同乡关系，实现对地域的控制。
在讲究地域血缘关系的中国，人们通常是不满意外人治理自己家乡的。为了对抗蒋介石，他们往往打出自治的口号。蒋介石为了使地方统一于他的领导之下，也充分利用这种心理，他常常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他的家乡去当最高长官，管理自己的家乡，从而达到统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后方，但四川打满清王朝垮台时起，就成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蒋介石管不着，而内部长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到了紧急情况时，将迁都重庆，四川的战略地位本来就十分重要，这样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四川的大军阀刘湘对蒋介石是阳奉阴违的，四川成为蒋介石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方。为了让四川地方势力臣服于他，蒋介石决心利用四川同乡，打入四川内部。
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中，戴季陶、张群和康泽是四川人。他们或是四川籍，或出生于四川，但都在四川有自己的关系网。张群早年从四川到日本留学，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当时四川在蒋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中最有实权的人物。康泽则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学生。为了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康泽先行入川。
康泽入川，担任了四川省保安政训室主任、四川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副组长等职，蒋把四川方面的事情全部委托给康泽负责。以康泽为代表的蒋记势力，进入四川后，充分利用他的四川人的身份，与地方势力明争暗斗，发展了很多地方势力加入国民党，使刘湘受到很大威胁。后来，刘湘指使自己的部下抓捕康泽，康泽在副官的帮助下，得以逃生。虽然强龙难压地头蛇，但毕竟为以后蒋介石入川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然进入了四川，但四川地方势力仍然强大，蒋介石感到对四川势力指挥不灵。打算换掉四川省主席，而由自己的把兄弟张群取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要把这一重任交给张群，所看重的是张群的四川人身份，认为这样一层同乡关系，可以软化四川军阀势力的抵抗，缓和了因权力的让度而激化了的矛盾，因为，这既可以照顾了四川人的“川人治川”的面子，又能通过张群的同乡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使四川处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下。
评析：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是曾国藩培植势力的成功之术，蒋介石精通之术，并有所发展，他利用同乡关系编织关系网络，收罗人才，集聚势力，结党营私；同时，他还利用乡亲、亲情关系，去瓦解政敌营垒、传递重大信息、控制地方，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屡屡收到较好的功效。
不过，他在这方面也有失误的时候。究其原因，同乡关系天然地有一种无限可分性、内聚性和排他性，因此，既会因为圈内有圈，产生内耗；同时，他又可能遭到另外的同乡结成的势力集团的顽强抵抗，因此，它的适应范围是很有限的。从技术层面而言，它并非是良策，更深层地分析，它是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是落后的、没落的阶级的笨拙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