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为了解决因电话费用支引起的经济问题,我不得不在别人的介绍下,从校外的相馆里租了一台破旧不堪的珠江单反相机,在校园里摆了个摊,用半生不熟的照相技术为同学们照相赚点零花钱。

耗子在电话那头大声问我:“搞什么名堂,留了电话人又不在,老实说,是不是去……”

我说:“游雪梅,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想见你。”

那时,都时兴吃所谓的状元酒,凡是家里有人考上学校,也不管是考上大学、中专,都要请亲朋好友来共同庆贺一下。我不赞同父亲要请吃状元酒的意见,一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请的,二是我在外面读了三年高中,不像别人可以请自己的同学来,我在县城里的同学都是初中时的同学,请了还不知道人家来不来,再者我听说我初中的同学许多人都考得不好,落榜的更是占了一半。

耗子说:“哟!志向远大呀,那我先祝贺你了。只是,你继续这样下去,别说副厅了,我看大学也要与你无缘。再这样,我看你也就完了。就算你喜欢游雪梅,也得自个儿掂量掂量吧。你要追她,时间有的是,人家现在还只是个高中学生,不会一下子就嫁人了。再说了,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不知道你用什么作为资本来追求人家。说穿了,你不努力你将一无所有,人家不努力,同样活得滋润,因为人家老爸是副厅,副厅你懂吗?副厅就是若想为儿女弄个像样的工作也不费吹灰之力。”

这些话,在外人看来,也不过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关心,况且游雪梅知道我家里虽然可以供我到省城读书,但决不致能够让我挥霍。可在我看来,我偏执地认为她是心疼我。

不过,就算是一个中学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吧!

后来我们出去吃饭,但钱是我付的,我不喜欢让女孩子请客。

不过,好感仅是好感而已。

我从小就是个思维活跃的人,而且对身边的人和事观察都很仔细,并动脑筋想为什么会这样。小学三年级后,我们开始学习写作文,我便把每天看到的、想的写进了我的作文,因此从那时开始,我的作文一直在全校都保持上等水平,并且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几次作文比赛。后来,初三的时候,我开始写诗。一开始,是同学们相互传抄汪国真、席幕蓉等人的诗。但说实话,我觉得那些诗口水话太多,我并不喜欢。后来,在我的语文老师那儿,我看到了徐志摩、余光中、北岛、顾城等人的诗,进一步的,我找来了许多外国诗人如泰戈尔等人的诗歌作品来看,并开始接触当时在国内叫得响的《星星诗刊》、《诗歌报》等报刊。不仅如此,我还学写诗歌,星火燎原,一不可收拾,并且还有幸表了十多。

叶蓓蓓高中时是我的同学,现在是我老婆。

回到房间,我感觉很累,把相机一扔,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真是一个好地方!”那个瘦高个的男人在环顾了一下四周后,由衷的评价。

“我叫辛梓,辛苦的辛,梓木的梓。”我调侃的说:“梓木,就是那种难以成材的树子。”

我回头一看,原来身后站着一个大概二十五六岁的女孩,眼睛大大的,白嫩的脸,笔直的鼻梁。地道的美女。她头戴一顶太阳帽,一头不算太长的黑束成马尾,从太阳帽后穿过,身穿一套经过漂洗的深蓝色牛仔服,脚穿一双深棕色的长靴,手里拿着一台相机,微笑望着我。

放下电话,我长长的叹了口气,觉得总对不起自己的爹妈。

这期间,胡晓的妈妈也关心的问胡晓:“晓晓,王世刚都这么大了,你们还不生个一儿半崽的,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面对这样的问题,胡晓却有苦说不出口,毕竟,这样的事就算母女之间也不好说出口的。

有一次,她不经意的问出了一句:“还有没有辩论会?”

我说:“我又没有化妆,更不会弄个假面具,有什么不真实的。”

说实的,胡晓与王世刚只见过一面,而且那样的见面,大家也没有刻意的留意什么,要是时间长一些的话,可能也就不会记起了。

我总共只见过两个聊友的面,一个是韩丽娜,一个是胡晓,胡晓只见了仅有的一次。与韩丽娜见面,是因为她总是想见我,与胡晓见面,是因为我们谈得很投机,双方都有不见一面不甘心的愿望。可以说,与她们的见面,出点不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与韩丽娜的见面,彻底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而与胡晓见面,却是永远改变了她的命运,从而使她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后话。

我问:“美女,在哪里?”也不知是不是女人,更不敢肯定是美女。权且当做女人吧!

镇政府有一个姓田四十多岁的驾驶员,老家是城里的,十多岁的时候响应党的号召来这里插队当知青,并且结婚生子安家落户。听说我是城里来的,与我走得近一些,遇上周末不出差的时候,他就悄悄的拉上我,把镇政府唯一一辆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开到镇中学的操场里,教我学开车。这样不仅我的生活不再觉得空虚和无聊,而且我还学会了驾驶技术。那年头不像现在,非得经过驾校培训并考试合格后方可拿到驾照,我花了点钱请人为我申请了一个驾照。于是有时候出差到县里,我就自告奋勇的承担驾驶任务,镇里的领导微有不悦,但也没有说什么,见我车开得也还将就,就默许了。

我和老田的关系走得更近了,后来我干脆就把生活费交给他老婆,在他家吃饭,省得自己吃上顿愁下顿。老田不肯收我的生活费,说不就是添双筷子添个碗吗。我说如果不收我还是自己开伙食,这样老田才勉强收下。

只是平时的工作似乎不太好开展。

按县里的不成文的说法,我们那个乡镇工作的头等大事是稳定,什么财政税收、计划生育的统统放在第二位。财政税收还好说,完不成年度指标,书记照样是书记,乡长还照样是乡长,但计划生育最起码要完成7o%以上。所以,平时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下到各村各寨去做工作,动员人家做手术,给老百姓们放避孕药具。

老百姓可不吃你这一套。什么计划生育,什么优生优育,什么晚婚晚育,统统不管,照样早生早育,照样一育一大堆。要做手术可以,前提是生个儿子。放给他们的避孕药,就拿去喂猪,还有板有眼的介绍说这样猪长得快,避孕套更不用说了,吹大了给小孩子当气球玩,玩破后割成一截截的当带束头。

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很不好,常常莫名的牢骚,可又找不着泄的对象,只能在心里暗自叹气。想想也是,成天干这样的工作,用得着我花大力气去读四年大学吗,初中毕业就够了。计生服务站里不就是有许多临时工是初中生吗。

叹气归叹气,日子还得过。好几次我都想干脆这工作不要也就罢了,还怕出去找不了工作。给家里说,家里死活不同意。

我就这样窝囊的生活了下来,心里憋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