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好使我哪怕在垂暮之年，也能看到你们成为我的合格的助手和祖国的公仆。”
按照当时的传统教育方法，太子的启蒙教育是从读日课经开始。在前皇后叶芙多基娅被囚于修道院之后，彼得有意把九周岁的阿列克谢送往德累斯顿继续求学。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之举。不过这个计划只有在多年之后才实现。这时，查理十二世在打败丹麦并在纳尔瓦取胜之后，进军波兰，随时都可能占领萨克森的都。因此太子只好留在俄国，但破例为他指派一位外国人亨里希·居森男爵充当席导师。他的俄国名字叫基津，来俄国之前曾在法国国王、丹麦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那里供职。这位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受聘者于17o2年来到俄国，翌年即被沙皇聘请担任席导师。然而基津却谢绝了这一荣誉，宁愿在缅希科夫公爵手下做一名导师助理。公爵当时住在刚刚奠基的彼得堡，而太子却住在莫斯科，因此，所谓尽职尽责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从南方传来的是令人忧虑不安的消息。普鲁特条约签订还不到半年，苏丹就决定单方毁约。他命令绞死当年在普鲁特指挥土耳其军队的总司令，指控他有背叛行为。苏丹听从查理十二的劝告之后，于1711年年末就对俄宣战，借口是沙皇迟迟不交还亚，而且还不从波兰撤兵。
从俄国南部邻邦—土耳其的都君士坦丁堡传来了好消息。俄国公使彼得·托尔斯泰向沙皇报告，1月初土耳其苏丹批准了早在17oo年同乌克兰英采夫签订的和约。但使沙皇感到不安的是瑞典国王在土耳其境内避难的问题。开始托尔斯泰曾要求引渡查理十二，但没有成功。
然而，新事物的展尽管迟缓，但却为自己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这在经济领域里先表现在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展上。某些地区与世隔绝的经济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交流展的局面。俄国涌现出了第一批手工工场。
行省制改革，是彼得大帝对阿斯特拉罕和顿河农民起义、对日益扩大的巴什基尔骚乱、对劳动人民拒绝纳税的一种对策，是对付反抗强征建筑民工的一种对策。省级机构巩固了地方政权。
25日，彼得获悉新情报，得知瑞典人又调头转向格罗德诺方向移动，而且离他只有四米里亚。他于是出一道道新命令。给列普宁：“按指定地点撤退，注意粮秣”；给舍列麦捷夫：“按此计划行动，行动，行动。不再写信，诸事多加小心。”
穆尔美兹庄园失利的“不光彩”之感没过多久就被人忘到九霄云外了——俄军在米塔瓦和鲍斯克的胜利早把这种自卑情绪淹没了。攻克米塔瓦之役特别使沙皇感到高兴；在这次战役中俄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其中大炮就约有二百门，正如他写的那样：“臼炮构造新式”“本地区十分重要”。彼得之所以如此重视攻占的米塔瓦，因为它是西去波兰的孔道。
然而，查理十二象袭击哥本哈根一样，出乎意料地抵达纳尔瓦。得知敌人逼近的消息后，彼得也把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刚雇佣的为俄国服役的德国的冯·克鲁伊，就离开了纳尔瓦。我们很难理解彼得这一行动。多年后经彼得审阅的《北方大战史》中是这样写的：“在18日以前，皇帝离开军队到诺夫哥罗德去，是为了督促其余各国正在前进的部队更快向纳尔瓦挺进，更主要的是会见波兰国王。”然而在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里，沙皇未必有什么任务比在和放军交战前夕与将士共生死更重要的事吧。
留须权可以花钱购买，富商留胡须要付很大一笔钱，即每年一百卢布；领主和官员每年要付六十卢布，而其他居民——三十卢布。农民每次进出城要付一戈比。有一种专门制造的金属小牌，作为缴纳胡须税的收条。留胡子的人把小牌挂在脖子上：它的正面画着短鬓和胡须的标记，同时写着“须税付讫”的字样。只有僧侣可免纳胡须税。
库拉金基本上赞同彼得的活动，但有若干保留。这位盛气凌人的贵族看不惯沙皇彼得的行为举止，对沙皇的民主倾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持批判态度。
随着俄国在国际舞台的出现，外交工作也进行了改革。如果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俄国同外国的联系，全靠通过定期向国外派遣使团这个方式的话，那末，如今在西欧的一些最重要的国家里也业已建立了常设外交机构，而在某些国家则建立了领事馆，以保护俄国商人的利益。同样，西欧国家也在俄国派驻了大使和公使。代替过去外交衙门的外务院负责接待外交使节，领导本国驻外代表的工作。俄国采用了西欧的外交礼仪。在许多情况下，俄国外交官坚持有关所谓“国家荣誉”的陈腐概念，费尽心思予以保持。甚至连最不拘礼仪的彼得也未能免俗。比如，他总是免冠站着接见外国使节，为的是在提到外国皇帝的尊号时，他不必再脱帽起立。为了不让外国使节靠近自己，他总是站在华盖下的木板台的边沿上。
外务院由有经验的外交官、总理大臣戈洛夫金领导，彼得任命莎菲罗夫为副院长。
6军院负责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和训练。各卫戍团也归它管辖。到彼得在位末期，6军正规部队已达二十一万余人。此外，非正规部队（乌克兰和哥萨克各团）有十万九千人。彼得任命缅希科夫元帅为6军院院长。
新机构海军院是十七世纪时所没有的。这个机构的设立，同俄国已一跃成为海上强国和创建海军一事不无关系。在它管辖之下的有造船厂、海军要塞。此外海军院也负责舰上人员的补充和训练。海军院由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领导。
负责财政工作的也有三个院。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院，负责收税，监督实物赋役承办酒类和粮食的供应等。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头二十年，以农户为纳税单位。由于需要巨额款项，同时考虑到人口的增长，171o年，彼得决定进行一次新的人口普查。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为根据调查资料，总户数比三十年前大为减少。这是因为，地主们把沾亲带故的几个家庭合为一户，有时甚至把一些彼此不相干的人硬凑在一起。耍的这种花招终于被戳穿。有鉴于此，总监察官涅斯捷罗夫上书皇上，建议改征“人头税”，即不以农户，而以一个男丁为纳税单位。
彼得接受这一建议，着手进行全国人口总登记。这次规模巨大的行动进行了许多年，人口登记始于1718年，农民的花名册规定由地主呈报。几年过去了，地主却并没有报上来。而那些已呈报花名册的贵族，经过核实，也未在名册中申报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农民。后来对他们晓以利害，有隐匿不报者以死刑论处，隐瞒的人口归官。但这也不顶事。1721年，颁布了一道“最后的诏令”限期在当年9月1日以前呈报隐瞒情况。地主们对此置若罔闻。于是彼得下令成立有军官参加的专门办公室，核实地主呈报的花名册。通过人口普查现有一百万男了隐匿未报。
1724年春才弄清比较准确的人口登记数字。农村居民中共有五千四百万男丁。从他们身上征收的税款规定用于供养6军。每丁男性居民，不论他是吃奶的婴儿，还是高龄老人，每年都必须缴纳七十四戈比的人头税。
为什么缴纳的税款来这么一个零头，不是七十或七十五，而恰恰是七十四戈比呢？原来供养6军每年需要四百万卢布。把这个数目除以纳税人的数目（五千四百万人），得数正好是七十四戈比一个人。不过从未按此数额征收过税款，因为叶卡捷琳娜一世为了庆祝她1725年1月登基，把人头税减免了四戈比。
人头税本应取代所有旧时的捐税。沙皇答应过，不论是现金税、粮食税，还是大车税都不得过七十四戈比。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税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向国家纳税的数额，但由于缺乏可以对比的资料，无法确定人头税比农户税究竟加重了多少。1724年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比168o年增加了两倍。但决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1724年农民的人头税负担比168o年重两倍。
国家收入增加，一部分来自人口的自然增长。此外，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劳动生产率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提高。手工业，特别是工厂工业的这种增长更为显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和在生产中使用铁制工具也提高了。最后一点就是，国家收入增加，还由于在此以前并不纳税的人口（地主家的仆役和流浪汉等）也开始纳税的结果。
这次人口普查，不仅使国库收入有所增加，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这就是：它把从前不受封建剥削的大量农村人口也列入这种剥削的范围。他们是俄国北方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西伯利亚的种田人，伏尔加河中游缴纳皮毛实物税的牧民（楚瓦什人，摩尔多瓦人、车累米西人等）。过去只向他们征收国税。税制改革把所有这类人口都纳入了国家农民这一类，向他们也和向地主和修道院所属的农民一样，开始征收封建贡赋。
向城市人口征收的人头税，每个男人是一卢布二十戈比。
税制改革将彼得的社会政策的内容和倾向性暴露得一清二楚。此外，税制改革也说明了革新赖以进行的物质资源的来源，因为无论是供养日趋庞大的正规6、海军和行政机构、修建宫殿和宏伟的政府大厦，建立文化教育和科学机构以及建立官办工业，无不需要资金。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财政上为这些改革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另一个负责财政事务的院是财政支付院，它掌管国家支出，审批国家机关、6海军、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开支数额。领导这个院的是彼得的亲信穆辛一普希金伯爵。
以多尔戈鲁基公爵为的财政监督院负责监督资金支出。
轻工业由工厂管理院领导，采矿事务由矿务院领导，对外贸易由商务院领导。负责管理工商业的这三个院，在过去的衙门体制中实际上缺如。彼得任命托尔斯泰为商务院院长；诺沃西尔采夫为工厂管理院院长；归化俄国的苏格兰人布留斯为矿务院院长。一个院不是由俄国官吏，而是由一位外国人领导，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在其他情况下，外国专家要么是当副院长，要么是任各院顾问。雅科夫·瓦西里莫维奇·布留斯是一个有经验的炮兵专家、采矿内行，因而受到彼得的特别器重。
同这些院并列的还有其他许多中央机构。其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宗教事务管理局。这是教会的最高机关。
据说，沙皇有一次出席主教会议，现他们想立一位大主教。于是彼得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不由分说他说道：“你们想立一名大主教，这就是。”他用另一只手拔出一柄短剑，往桌子上一插，对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补充说，“这把上等宝剑送给异想天开者的大主教！”
彼得把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位置，留给年迈的总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他已不大管事。再说上任一年以后他就去世了。这个局事实上的领导人是沙皇宗教改革的左右手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普罗科波维奇制订了宗教事务管理局的规程——《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他还参加起草了一些有关改革宗教和寺院事务的最重要的诏令。
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把宗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与其他世俗机构的官吏同等看待。他们和所有官吏一样，宣誓效忠皇帝，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全部圣谕。主教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世俗事务和仪式。因此，教会就完全从属于世俗的政权了，为了“国家的利益”，向神甫忏悔的内容保密的一贯作法已形同虚设。1722年，这个局根据彼得的口头指示，布了一道指令，责成所有神甫，在弄清忏悔人想要“背叛或造反”的意图之后，立即向当局报告。
起初，各院院长同时兼任枢密官。这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枢密院是由应受其指导和监督的各院院长组成。另一方面，院长得完成枢密院的职务，这就使他们不能直接关心院的工作。1722年，彼得承认，“此事开始时考虑不周”，于是改进了这个错误，只把三个“要”院的院长留作枢密官。但沙皇的这一亲笔诏令未能施行。原来，枢密院空出的缺没有人补。过了几个月，彼得只得又恢复老样子，命令：“现因枢密院中缺人”，为领导各院而被解除枢密院职务之各院长应到职视事，每周不过两天。”在这方面，彼得遇到了在北方大战初期同样的困难：当时他缺少军事专家，而现在他感到政务方面的助手不足。
彼得早就注意到应如何对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监督的问题。一开始彼得用督察官。但督察官顶多只能起到一个登记违旨者名单的作用。他们的活动在机关之外，所以对各机关工作施加不了影响，彼得只得考虑另一种作法：用官厅性质的公开监督来补充秘密监督之不足。1715年，枢密院收到一份诏令：“兹任命瓦西里·佐托夫为总监察长，或称指令执行情况监察官。”他主要的任务就是监督枢密院的各项指令是否及时得到执行。后来，这项任务改由枢密院的席秘书和按沙皇旨意行事的近卫军军官执行。
外国观察家一致指出，这些军官鱼肉乡里，炙手可热，不仅省级行政当局见了退避三舍，就是枢密官们也要让他们几分。为了要地方行政长官好好当官，军官们竟给他们戴了好长时间的镣铐。据某位法国公使说，“沙皇曾多次向近卫军军官表示信得过他们，把最重要的政务交由他们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处理。更大的怪事是，枢密官竟然要在一位中尉军官面前点头哈腰、起立致敬。”这位公使句句说的是实话。彼得在给枢密院当值的近卫军军官下达的诏令这么写道：“如此事彼等拒不照办，可予提醒三次。三次以后若仍不听从，可立即向朕面奏或来函禀告各节。”诏令接着写道：“如遇有口出不逊或行为不恭等节，着立予逮捕监禁，事后再奏可也。”
这种监督形式不全面，实行起来有困难，因为席秘书要听枢密院的，而近卫军军官，尽管有职有权，但当值期毕竟只有一个月，所以还不能作到今行禁止。通过实践以及对外国经验的研究表明，监督任务除了有职有权之外，必须不依附于任何被监督机关的负责官员才行。于是，在1722年就设立了以枢密院总监察官为的监察署，各中央机关的监察官均受总监察官约制。彼得任命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亚古任斯基为枢密院的第一任总监察官。
17o1年，彼得接见了亚古任斯基，他当时十八岁，是一位迁居到莫斯科的立陶宛风琴家的儿子。圣上慧眼独具，一下子就现亚古任斯基的思路敏捷，说话十分有条理。亚古任斯基被编人近卫军，后来又成了沙皇的侍从，从那时起，他一直跟随沙皇南征北战，周游各地，在完成皇上交付下来的各种外交任务时不辱使命。在到枢密院履新之前，亚古任斯基已经位居将军，做行政工作可说是游刃有余了。
彼得给总监察官的指示的六份修改稿已被保存至今，其中四份有沙皇亲自修改和补充的手迹。总监察官和以下各院的监察官有权干预各院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甚至有权使枢密院通过的决议暂停执行。可见，总监察官在官位等级中占有最高的位置。由于他大权在握，沙皇自然言听计从。亚古任斯基正是这样一位总监察官，他精力充沛，一呼百诺，很是威风。彼得对亚古任斯基的才能称赞不已，对他直率、机智和乐观的性格也很欣赏。据说一次沙皇命令亚古任斯基起草一道诏令，大意是谁偷的钱够买一条绳子的，就把谁绞死。这位总监察官反驳说：“其实我们谁都是小偷，只不过有人偷得更多、办法更巧妙罢了。”沙皇听后哈哈大笑，诏令遂被撤消。
早在1715年，彼得就开始制订6海军条令。1716年《6军条令》就已制订完毕。这项工作于中断两年之后于1718年恢复，进行海军条令的制定。彼得曾为写下备忘录，注明应委派何人去搜集外国军事条令的条款，当年4月4日他颁布了一项诏令，指出应以英国规章为基础，再增补一些法国、丹麦、瑞典和荷兰规章中的相应条款。彼得起草的《海军条令》纲要草稿迄今完好保存。172o年1月这部条令制订完毕。
海军条令》制订完毕后，彼得就拟出制订《海军部章程》的大纲，他为此向承包工程和为海军部采办装备的机关调用有关劳动报酬等方面的资料。1721年1月至2月，他整个白天都出席枢密院会议，讨论《海军条令》和《海军部章程》。
各院都有自己的章程，对有关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规定。矿务院和工厂管理院的章程内还为企业主规定了专利权，因而促进了大生产的展。在各种章程中，《总章程》最不同一般。它规定了所有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从院长到烧炉工和坐在过道里、“一听到铃声”就应声而起听候吩咐的仆人）的权利和义务。
至于彼得对《总章程》的重视从一份经由他仔细校订过的材料可以看出。他推敲文句，补充内容，增加新的条款。
各种章程都附有一份1722年的《品级表》，这份诏令反映了沙皇对贵族官职大小的纯理论观点。在彼得即位以前，官位的高低一律以门第和出身为标准。只有贵族的后裔才有希望加官晋爵。这实际形成官位世袭。能破这种陋习之例的一般平民，可说是凤毛麟角。
品级表》将官阶分成十四个等级，根据官员的才干、学识和勤奋，按级予以提拔。
品级表》所规定的晋升制度，保证了非贵族出身的人也能迅获得擢升。实际上《品级表》是赋予业已存在的事实以法律形式而已。此外，它还为出身“寒微”的人跻身于贵族行列提供了可能性。凡获得6军或海军一等军官官位者，均可成为世袭贵族。至于文官，从八级起便都是世袭贵族。
彼得的立法工作，并不限于制订各种规章制度。亲自参与立法这也是彼得作为国务活动家的一个特点。他的后继者们，顶多只限于在官员们准备好的诏令上签字而已。彼得亲自起草诏令时可说殚精竭虑，一如他围攻要塞、指挥军舰的建造和下水一样。现举1722年4月17日彼得的一份诏令为例，诏令是为使“任何人均不得违章”而颁布的。
彼得起草这份诏令共用了四天时间，4月14日他写出了第一稿，到4月17日最后定稿，先后六易其稿。第一稿共有三项内容，第三稿中增至五项，而在定稿中则有七项。沙皇认为这一诏令意义重大，要求所有的机关，其中包括枢密院，“应将此诏令置诸案头，藉以自鉴。”
彼得不仅经常告诫官吏，而且也训示全体百姓，因为在他看来，臣民的一举一动均应置于国家政权的严格监督之下。“朕之子民”，彼得写道：“如同尚未入学之童稚，如不强其就学于业师，则日后恐有终身目不识丁之虑也”。
沙皇对商人也实行限制，命令他们所得利润不得过百分之十。规定以猎捕海兽为生的北方居民，在两年的时间内购置现代化的船只，以代替传统的单桅帆船。
全国本来都是用普通镰刀收割庄稼的。彼得现，如果改用长柄大镰刀，将会达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于是就此专门颁布了一项诏令。还下令不准用旧法加工大麻纤维，要照政府的指示办。
即使在臣民需要盖房的时候，彼得也得对他们进行一番训导。他指示，凡有五百名以上农奴的都贵族，如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建屋，则只能盖两层楼房的独家住宅。
沙皇命令，农户建房时，两座房舍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三十俄丈。门厅里的天棚，要和居室一样涂上粘土。在莫斯科建房者应用瓦或木板盖顶。对砌火炉也有严格要求：“火炉应有底座，不得砌在地板上，烟囱直径大到足以钻进一人。”
臣民的卫生情况和都的保健状况也引起沙皇的关注。他规定澡堂“每周应烧一次”。彼得堡的居民应保持街道清洁。还规定打扫大街的时间在“街上尚无行人的早晨或者夜间”。都居民“在指定以外的时间不得上街，需要外出时应随身携带灯笼照明。”
对于年轻人的婚嫁事宜，沙皇也有诏令：父母不得包办婚姻。禁止贵族纨裤子弟结婚，“因其不学无术，不能为社会服务”。
就连生了病的居民，皇上也得从旁指导。还在皮尔蒙特时，沙皇就命令枢密院在国内寻找于身有益的泉水。在彼得罗夫工厂区附近现了含铁质的泉水。彼得急不可待地亲自试用一下这种泉水，1719年1月他同皇后一起出到俄国的第一个疗养地去。3月颁布了一道诏令，列举这股矿泉水的医疗特点。泉水“能治愈各种严重疾病，诸如坏血病、疑病、黄疸、胃弱、呕吐、腹泻”，以及其他十来种疾病。彼得为有了本国的矿泉疗养胜地而十分高兴，他大力推广矿泉水疗法，有时沙皇也强令人们接受这种疗法。他写信给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说：“医生特嘱法籍大船工匠前往奥洛涅茨矿泉治疗，该人不欲前往，已强行将其送去。”
臣民的精神生活同样处于沙皇诏令的监督之下。沙皇得知，许多教徒并不经常到教堂去，其中一些人去了也不作忏悔。于是立刻颁布一道诏令，要求一应臣民在礼拜日，和节日里都要到教堂礼拜。有一些专门诏令规定了教徒在教堂中的行为准则：在布道的时候，他们应当“肃立无哗”“听讲”。禁止在教堂里“高谈阔论或向官员递交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