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成评论员提出的具体“举证”更加荒唐：
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9块钱，下面就出现了一些议论。所以，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们争气。
我先生在一旁说，一张美食节的票要两千美元，我怎么可以不吃回老本来。他认真地品评每一道菜，每一种酒，跟同桌饕餮们严肃探讨，如同探讨一本德语或一部北欧戏剧（因为德国小说和北欧戏剧都以艰涩著称）。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一个年轻女郎一口澳洲英语，她问我：“你为什么不穿规定服装？”
有时候我也想回到十五年前的思想去写作，但肯定回不去了。我的是非观被洗得乱七八糟。我没有道德裁判，我的仲裁不会落下来。所以我的作品里从来不会告诉读者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多东西我留给读者去想。在我的中见不到绝对的反面人物，这些只有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才有，这是它低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