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错了。”我从打印机上拿过那张打错的病历放到一边，“这里不对，又要重打一张了。”
“会吧……”我一时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后来坐到电脑前才恍然大悟，想到刚刚开始看这一床的病历时，夏朝和我说过的一些话。
那是几张上面布满了文字和图形的纸，看起来有点古籍的味道。主任翻开记录，“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所有体征都是正常的。但是从这里，”他指着一个图形的转折点，“心率猛然上升，然后很长一段时间没能下来。我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情况。”
早上上班先去病房已经成了我的习惯，看一看病人，问问有没有什么情况，然后再去办公室。那个胃癌的小孩离开后，居然一连几天没有人入住，整个屋子里就只剩下他们母子两个。我走到床边，看他妈妈用一只手摇着儿子的胳膊，“琴文，看看，叔叔来了。”
胃镜通过光纤传导直接成像，因此比声更加直观，在没有接受专业训练的情况下我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二。她没有吃饭，胃里空空如也，可以现很多地方依然挂着咖啡色的血迹。胃镜下行的过程中，一个黑色的凹陷很清晰地显示出来，像是幽门。但是接下来所见的情况立即推翻了我的判断，因为完整幽门终于完整地出现在我的眼下，刚刚所见的东西，应该是个病灶。
“室缺的。”我回答说，也仔细去看那个小小的屏幕，可见到的还只是一块被风化的石头。
住在55床的老太太出院了，她从入院到最后也没有给我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本来交流就少，加上她只会说上海话，那种矶里哇啦的语言，我一句也不懂。虽然自己在上海已经整整三年，却从未想过去学上海话，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现代的大城市中还要保留着小范围内的方言。
“忙，她那边忙，还要等上一两天吧。”
“行，行，谢谢医生。”看得出来她的心情还不错，当人老的时候，面对各种疾病，能保持一份好心情也是难得。
“还行吧，”我很随便地回答，不否认，也不夸耀，不管夏朝做得如何，都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些余地。“这个怎么成了直线了？”
“按顺序来，才拿起53的。”我合上夹子，有些疑惑地问，“这个室缺怎么会住了这么长的时间？”
据说琴文的爸爸也来了，可是我没有看到。那天他的父母一天都不在，一直是他奶奶看护着病人。傍晚的时候，他妈妈一个人回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明显感觉到她说话的口气和方式变了，很多词语都不可能出自她的思考。根据我们专业学的医疗卫生方面法规和医疗事故处理的基础，她应该是见了律师，而且是医疗专业的律师，深知医院和医疗过程中的一切弱点。
但是律师这并不能改变病人的现实状况，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就给她带来实际的好处，反而会让医务人员对她越来越冷漠。不管在什么时候，法律都不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
我已经搞不清医患之间到底谁对谁错。真诚，这么简单一个词语，在这个事故中到底还会不会存在？血管畸形。陪护证。神经功能恢复中。智障。所有希望。差错。事故。不可预见。这些东西全塞在我的脑中，让我乱成一团糟。这些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还是所有的话，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出来的谎言？
上法律课的时候教员说，律师真正的功夫不在于熟悉法律，而在于学会怎样去说谎，并且找到法律的空子来支持这个谎言。
除了律师，也还有更多的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找到学科的空子支持自己的谎言。
同样也有人会去说能被人识穿的谎言。
我没能知道这件事的最后结果，因为在它解决之前，我离开了这个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