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德意志蛙，那只已经在小村子里乜视着后来应该成为我的国家的一切的德意志蛙后来成了独裁者的蛙。
自传，亲身的经历。是的，这很重要。写作的时候，头脑中的那根食指也在从经历中寻找自生的感知。外部的环境会烙上印记。村民和市民是不一样的。就算他们做同样的事情，然而，做这件事的地点如此相异，以致他们做事情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了。这是处于边缘上的异质。然而这边缘还是在努力侵入，向中心进军。
后来，我想清楚了，我当时害怕的不是这种产生的感知，而是别人知晓此事，而这正是让我退缩的原因。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想方设法把我脑子里的东西隐藏起来。欺骗是我童年时的工作。我也很清楚，这样的人会被别人说成“病态”这些念头一闪而过。当它落到某个人身上时，又将是怎样一种尘埃落定。如果他们还有点儿同情心，他们会说“精神病”然而他们常常感觉不到任何同情心，于是说“疯子”我还知道，在标准后面没有任何让人可以找到归属感的东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村落里。可我还是想找到这种归属感。归属于何处呢。因为这种归属对我很重要，于是我就变成了自己的大怪物。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欺骗。这样一来，一切都证明是错的，除了这种表面上的归属之外，别无他物。我把这种表象来回推搡。不论这种欺骗有多快，我都精确地将它放到感知产生的地方。有的时候，欺骗的办法姗姗来迟。而人们也没有将目光正好投向那里，因为人们还没有预计到这种欺骗。或者，因为我现在相信，在别人面前时，人们都是为自己经营着自身的骗术的。
政治不再采取行动。在每天的各党竞争之中政治有时会遇到让大家都坐蜡的事，这时政治会通过不同的路径跛行于所发生的事件之后。政治不是采取对抗右翼的措施，而仅仅是对右翼行为做出反应。
能让我安心的是对1968年出现的代沟作用的信任，我想终于一劳永逸地出现了重大转折。大多数1968年后出生的人不会再背离当年的反省原则。那时儿女们考察自己的父母们是不是希特勒的帮凶和沉默者，许多人也找到了相应证据。他们提出了罪责问题，特别是个人罪责，我想在这个国家以后应该一直这样做。
这种对比无处不在，每天可见，数不胜数。它们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标准可能性。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尼亚语提供的画面更加直白，也就是说更大胆，诗意中并不掺杂安慰。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母语那么亲近，但我却更喜欢罗马尼亚语中的比喻。
我们的脑袋里没有电影中的快动作。即使眼睛看到的是全新的东西，人们也无法更快地理解。因为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有可能了解所有细节。一个陌生的地点使母语的思维和表达也变得迟缓，因为母语对我的嘴和耳朵来说都是熟悉的，这就让人觉得它老化了。它得慢慢地步入新事物。
东德人和西德人相互对待的态度并不是统一带来的后果，这种态度就像最早东边人对西边人的诅咒一样源远流长。东边的人爱诉苦，西边的人傲慢，这种被认为是典型德意志做派的东西，在别处可以被看成是典型匈牙利做派，如果想成为匈牙利人的七座城市的人和“正宗的”来自匈牙利的匈牙利人相遇的话。如果来自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摩尔多瓦人相遇的话，那就是典型的罗马尼亚做派。东德人和西德人打交道的方式并非典型德意志做派，而是和世界各地在同一语言区域内有文化落差的群组间交往一样典型。
无论人们向哪里看，来自民主国家的人和来自独裁国家的人的命运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是民族国家的孩子，而后者是政体国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国家和政体国家的孩子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体国家的孩子脑中才会有阴影蔓延。
在每篇文章开始时情况有所不同。每篇文章都需要第一个句子，人们称之为“引入”我认为这种说法和写作状态是相符合的，因为第一句也是开始引入非现实中。但第一句却常常并不是第一句话，它被放在文章中偏后的位置。但即使它不是第一句话，它依然是文章的引入，而且使人记忆深刻。当我多年后再读自己的文章，我依然知道哪句话是那篇文章引入。而所有其他的表达，讽刺，推动寻找线索或关联感的东西我很久之前就忘了。当我读多年前的文章时，只有作为引入的第一句提醒我进入文章之中了。
第一句如果不是文章的第一句话，也并非总是出现在文章后面，或是一定要出现在文章中。第一句常常不会出现，而被归于沉默句子中。但即使它是沉默句，也依然是文章的引入，我在多年后重读文章时，也能分辨出引入不是一个能证明的句子，不是写下的句子，而是一个沉默句子。引入和它的非现实会因为它是沉默句而变得更重要。后来会发现仿佛整个可证明的文章产生于引入的这种情况。
但有时第一句是一个错误的句子，一个错误的引入。而错误的引入就不能算是引入了。错误的引入通常会导致整篇文章是错误的，因而也不再是文章了。
文章和书籍不论是自己写的还是别的作家写的，只要被写出来，就同样存在。我并不是说封皮之间有页数就是书。我是指书页中存在着真实。这种真实人们称之为内容。它是如此的真实，就像纸是真实的，而它被印在上面。一篇写出来的文章就像一口钟，一个房间，一条街，一片树林或是一座城市那般真实。文章产生于完美的非现实中，因而写出来的文章就是完美的现实。它是感知，虚构的感知，在回顾时被感知出来。
伊莲娜说，我知道，人们会忘记整本书，只有一些单个的勇敢的句子还残存在记忆中。它们属于那种，仿佛在火车站将亲身经历低声告诉了某人。又像是那种，人们不希望却会想起的。人们改变这些句子，把它们变得和人们自己一样。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靠这些句子生存，因为它们是勇敢的。数年后这些句子成为了相片，上面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人类。那它们的勇敢也消失殆尽。
当人们把一本很久之前读过的书几乎全忘了，而只记得一些单独的勇敢的句子时，其实只拥有表达，而忘了整本书。我想，人们通过记忆这些单独的勇敢的句子而把所有书记住。勇敢的句子就像食指以限制的形式指向所有的书。因为它们是勇敢的，它们承载着人们不再记得的所有其他的句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毫无觉察地将这些勇敢的句子改变了，它们也改变了我们。它们变得和我们自己一样，正巧，它们也改变了我们。它们用它们的不安改变了我们，碰上我们自己的不安。
不安是我们唯一的基本特征。不安不只反映在不安上面，它伴随着我们所有的特征。只有当不安击中了我们潜在的前提，它才会从外部显现出来。它被表现了出来。不安只有在运动中，或者处于僵直时，才会被我们所领会。不安意味着从这一瞬间到下一瞬间。眼睑一开一合也就是不安了。
这一瞬间，人们想要抓住的它，却已经是下一瞬间，另一瞬间。为了我们依赖性的代价，我们被剥夺行为能力的代价，为了我们对整个人冷酷无情的代价，眼睛变得独立。正因为如此我们变得成年而能对自己负责。那一瞥剥夺我们行为能力的那只眼睛掠过我们的整个人。
一瞥不是指时间，而是最短时间的目光。一瞥只能指向内心的隐喻。因此我们的目光总是从内产生的。即使我们与内心联系，也只能领会到边缘，因为我们把边缘与外部连在一起。即使我们思考自己，也会把自己和外部环境联系起来想。
我们的目光总是投向与我们眼睛的位置相反的方向。目光的反向是我们所看见的，也称为我们所感知的。反方向不仅指目光的移动，也指我们尝试去理解和明白所见。形成一幅图像意味着从反向去解释。
虚构的感知显露的不是感知。它走向更低的一层。虚构的感知是完美地下陷入感知。一个双面，三面，多面的地面形成，不属于任何人，也许就像线索的感觉，地面的感觉。思想的多面土地不是脚下的地面，它不确定，它不会接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