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还提出：“中国之ใ无国民，不自今日始也。说者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民，而嬴秦以后无国民。斯言也，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所谓权也者，在君主之国须经君主ว与议员所承认，在民主之国须ี经国民全体代表所许可，定为宪法布之通国，彼暴虐之君主，专擅之政府，多数之党派，皆不得而破坏之、专横之、攘窃之ใ也。要之，国民之权利，须经宪法法律所定者，然后谓之权，不然则否。我国虽三代之ใ隆，未之闻也。”他因此而得出结论：“中ณ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也。”
秋瑾死后不得安宁，遗骨一迁再迁，大概创น造了世界之最。后人从中可以看到那ว段曲折的历史，可以看到政治风云的变幻，可以看到世道人心，也可以看到感人至深的友情。值得庆幸的是，她的英灵在西子湖畔又已安宁度过了三十多年。民国之ใ前的国民理想
第二次是到了这年的10月，秋瑾的哥哥秋誉章雇了几个人，将秋瑾尸骨悄悄地运回家乡，安葬在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山东安丘人，进士出身，曾先后任江山县和山阴县知县。绍兴知府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就把案子交给李钟岳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李钟岳曾委婉拒绝，遭到否决，最后无奈接办。
秋瑾案涉及光复军在两省同时起义颠覆大清国之事，应该属于大案要案，然而，历史留下的记录却是政府的处理非常草率。
审讯很不成功，全部供词只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那句话：“秋风秋雨愁煞人。”
第一辑大刀与革命7月11日农历六月初二，秋瑾集合大通师范学堂的在校学生议事。有人提出提前起事，先杀贵福，占领ๆ绍兴城，再考虑其他。秋瑾不同意，认为必须等到约定的时间农历六月初十起事。会后，秋瑾把一些学生派往杭州ะ分头埋伏。
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
第一辑大刀与革命他对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无限向往，认为它们是“应乎天而顺乎人之ใ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ใ革命，由á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而环顾自己的祖国，“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千余万万里之地图，间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他思之又思，想之ใ又想，找到了“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他说：
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国民的程度不高。人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努力帮助国民提高程度，以使其获得应有的自由和民主ว权利；二是以国民程度不高为由，拒绝给予国民应有的权利。慈禧太后、袁世凯以及杨度等人显然属于后者，而五四新文化阵营则属于前者。
汪精卫也认为：“我国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也。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遍性也，持其所翕受之量，有多寡而已。论者虽武断，敢谓我国民自有历史以来，绝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乎？但观贵族政治至战国而荡尽，我国民主精神，宁可诬者。夫我国民既ຂ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格格不入也。”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非革命论》，《民报》4号，190่65。
而且，所谓新式学校，事实上新的东西非常有限，相反，倒是保留了许多旧的东西。许多新า学堂都是在旧ງ书院的基础上挂了一块新牌子，而教学内容也不过是在照旧教四书五经之外，增加了外语和部分理科课程。从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到教师队伍，都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新า的。从清王朝来说，一切改革都是要为巩固其统治服务的，废科举、兴学堂不过是认为这样对大清更有利ำ，目的则是通过新า式学堂，培养既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又能够效忠于王朝的奴才式的人才，所以什么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之类是要绝对提防的。两江总督刘ถ坤一是废除科举过程中起过推动作用的人，但在他那里，对师范学堂的教学要求也是：“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中ณ外政治艺学为辅。”刘坤一：《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转引自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58๖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๗。在两湖总师范学堂，礼ึ堂所挂对联写的仍然是：“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为臣鹄子鹄；虽有文章，必有武备，法我先贤先师。”其《学堂歌》贯彻德育第一的原则，写得更有意思：
在重重危机面前，张之洞、袁世凯等深感逐步废除科举的方案为时已晚，因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清廷最后终于接受他们的意见，在1้905年9月宣布所有乡试、会试、岁试和科试一律停止。于是，科举制ๆ终于寿终正寝。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庚子之乱这一戏剧化的过程，慈禧太后一下子变成了改革者。维新派因为改革而被杀、被关或者逃亡海外，而他们的改革计划却在慈禧手中一一得到实现。1901年，慈禧就下了“罪己诏”，摇身一变成为变法的领ๆ袖，清室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其中与鼓励私人企业、改革军制一起提出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除科举、设立学堂、鼓励出国留学。他们实行改革的目的当然不过是为ฦ了缓和矛盾、延长旧ງ统治的寿命。当康有为们以和平渐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