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๖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ฐ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เ，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所以主ว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ว要的差ๆ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ฐ集体的意志。
去种植中国的竹子，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性、药、摇滚乐”是在那ว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安：需要认同吗？
路：因为……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
们自己。然后突然，“中国人”这词变成了别人，甚至是“敌人”，而我们变成“台湾人”。然后尴尬的局面就常出现，譬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中ณ国人的美学”时，很多人句子讲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么讲完这个句子，因为，民进党执政以来，自称“中国人”在今天的台湾可能招来白眼，极端不正确。但是把句子改掉，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台湾人的美学”，又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于是有很多句子不能说了。昨天在电视新闻还看见一个ฐ台湾的部长，正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简直要天打雷劈了，他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他面对镜头，心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到后期，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เ的份，我却有了。我在想：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只是继续过日子，继续重复那每天不痛不养的问候：吃了吗──嗯，功课做了吗──嗯，没和弟弟吵架吧──没，不缺钱用吧──嗯……三年，真的不短。回头看，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这些通信，虽然是给读者的，但是它其实是我们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印，记下了刻下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我们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
安德烈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我想出几个可能ม。一个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拟定计划，上街去游行抗议。电å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ฐ虚假的matrix共存。我觉得，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ฐ民主社会里，说是信息开放，价值多元，电å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
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เ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这个世界ศ没什么เ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เ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我发现：是，我知道麦当劳为ฦ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饭菜留在盘子里，让它被倒掉。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ใ百的混蛋(aທ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狠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ฦ荣。
现在，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