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自己的时代，奥伊肯最感忧虑的是物质成果与心灵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他指出，人们过分专一地投身于劳作，其结果会使我们赢得了世界ศ却失去了心灵。“现实主义文化”一方แ面只关心生活的外部状态，忽视内心生活，另一方แ面又把人封闭在狭隘的世俗范围内，与广阔的宇宙生活相隔绝，从而使人陷入了“社会生存情绪激奋而精神贫乏的疯狂漩涡”然而，奥伊肯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既不像叔本华那样得出了厌世的结论，也不像尼采那样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超人”身上。他预言解决的希望就在现代人身上，其根据是：在精神的问题上，任何否定和不满的背后都有着一种肯定和追求。“人的缺陷感本身岂不正是人的伟大的一个证明？”我们普遍对生活意义之缺失感到เ困惑和不安，这个事实恰好证明了在我们的本性深处有一种寻求意义的内在冲动。既然一切可能ม的外部ຖ生活都不能令我们满足，那ว就必定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具有从直接环境所无法达到的深度。因此，现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时代，反倒表明了现代人对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
在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精神生命，这是奥伊肯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他对生活意义问题的全部解决都建立在这个论点的基础之ใ上。既然这种内在的精神生命是独立于我们的外在生活的，不能ม用我们的外在生活来解释它，那么，它就必定别有来源。奥伊肯的解释是，它来自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生命在人身上的显现。所以，它既是内在的，是“我们真正的自我”“我们生活最内在的本质”又是超越的，是“普遍的超自然的生命”因此，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ศ相统一的基础，是人性和世界本质的同时实现。
我的印象是，史怀泽是在为失去信仰的人重新寻找一种精神生活的支点。他的确说：真诚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而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对真诚的信念，应该帮助他们重新走上思想之ใ路。他之ใ所以创立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用意盖在于此。可以想像，一个敬畏一切生命的人对于人类的生命是会更珍惜，对于自己的生命是会更负责的。史怀泽本人就是怀着这一信念，几乎ๆ毕生圣徒般地在非洲一个小地方แ行医。相反，那种见死不救、草菅人命的医生，其冷酷的行径恰恰暴露了内心的毫无信仰。我相信人们可由不同的途径与世界建立精神关系，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并非现代人惟一可能的选择。但是，一切简单而伟大的精神都是相通的，在那道路的尽头，它们殊途而同归。说到เ底，人们只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光源罢了，受此光源照耀的人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但我还是要庆幸托尔斯ั泰一生主要是用写作的方式来寻找和接近他的上帝的，我们因此才得以辨认他的朝圣的心迹。我想说的是，我要庆幸世上毕竟有真正的好书，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些优秀灵魂的内在生活。不，不只是记录，当我读它们的时候，我鲜明地感觉到，作者在写它们的同时就是在过一种真正的灵魂生活。这些书多半是沉默的，可是我知道它们存在着，等着我去把它们一本本打开，无论打开哪一本，都必定会是一次新า的难忘的经历。读了这些书，我仿佛结识了一个个ฐ不同的朝圣者，他们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是的，世上有多少个朝圣者，就有多少条朝圣路。每一条朝圣的路都是每一个ฐ朝圣者自己้走出来的，不必相同，也不可能相同。然而，只要你自己也是一个朝圣者，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反而是一个鼓舞。你会发现，每个人正是靠自己的孤独的追求加入人类的精神传统的，而只要你的确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你其实并不孤独。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เ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ม正常做梦则可能ม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因为事关丧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ม分享。”居丧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则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ศ刺激作出反应是动物的本能ม“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ທ”的祸害并不亚于“感觉剥ຓ夺”总之ใ，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ศ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了对内在世界的整合。斯托尔的结论是：内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荣格后期专门治疗中ณ年病人，他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所谓“个ฐ性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เ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ฦ我不相信一个人能ม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性。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个ฐ性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แ问题之思考的前提。
三
人类精神创造的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น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๐。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ณ，有的人的创น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ไ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对话》，雷利ำ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ຖ雅的艺术想像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แ及了牢狱和疾病之ใ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ณ的发愤。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ใ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á于自身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ณ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ณ的生活方式。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๗，所以，据精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杀。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ะ的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ศ，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让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独的精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交往的领域里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在社交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们观察到，他们倒比较容易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那ว时候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แ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交往了，对于他们来说，创น造而不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一语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
四
孤独之ใ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ฦ惟有在孤独中ณ，人才能ม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ฦ惟有在孤独中ณ，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ใ源。这种面对整体和万物之ใ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创น立过程中，孤独的经验都起了关键作用。释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后，而且是在离开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他是独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树下连日冥思，而后豁然彻悟的。耶稣也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天，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เ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斋月期间，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隐居。
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决非故弄玄虚。斯托尔所举的例子表明，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长久独居中ณ，一些普通人同样会产生一种与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体感”一种“与存在本身交谈”的体验。而且，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表示ิ，那些时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对于他们的生活观念发生着永久ื的影响。一个人未必因此就要皈依某一宗教，其实今日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ม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๐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ฐ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精神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缺陷。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在与他的通信中，罗曼·罗兰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来源是“对永恒的一种感动，也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洋似的感觉”弗洛伊德承认他毫无此种体验，而按照ั他的解释，所谓与世界合为ฦ一体的感觉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欺，犹如婴儿在母怀中寻求安全感一样，属于精神退化现象。这位目光锐利ำ的医生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精神现象还原成心理现象，所以，他诚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却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
五
在斯托尔的书中，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แ给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他写道：“虽然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肉体上必须依赖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赖却逐渐减少。老年人对人际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较喜欢独处，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作者显然是赞赏这一变化的，因为它有助于老年人摆脱对人世的依恋，为ฦ死亡做好准备。
中国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我们目睹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中国街头一大景观。然而，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斯托尔的描述至少对于西方人是准确的，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阳，或者作为旅๓游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老年人害怕孤独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逃避。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所以，我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ว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
对于精神创น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ม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ศ。斯托尔举了贝多芬、李斯ั特、吧赫、勃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领ๆ域、不太关心听众的接受的特点。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歌德从三十八岁开始创作《浮士德》，直到เ临死前夕即他八十二岁时才完成，应该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