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zedong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o年表《我克服了“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maທozedong的批评，根据新现的史料é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๓4年版本中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ว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ว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é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ณ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ຂ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ຆ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祯ງ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ฑ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ใ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ณ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其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ใ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แ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ฦ政治斗ç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ใ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二十世纪3o-ๅ4o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o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ใ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ຕ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或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oo8年7月1้2๐日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