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恻隐之心”外，人们还具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其它善端，合起来就是“四大善端”。这四种善端是人的天生禀赋，也是“性善”的根本。那么，这四端究竟是哪四善的端呢？孟子说：“恻隐之ใ心，仁之ใ端也；羞恶之ใ心，义之端也；辞让之ใ心，礼之ใ端也；是非之ใ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善德的端始和萌芽。换言之，如果我们能ม把这四心充实并推广开来，就能ม培养出仁、义แ、礼、智这四种善良的品德。
孔门七十子后学的贡献虽不容忽视，但缺陷是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思想核心，来与风起云涌的墨家、道家、名家等诸子百家相抗衡和竞争。这种局面，直到孟子和荀子出现，才被彻底改变。
子张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被韩非子列为“儒门八派”的第一派。子张原本性格有些偏激，考虑问题爱走极端。孔子注意到这点，便有意识地提点子张改正。为此，孔子特别ี向子张讲述了“忠信笃敬”的道理。子张深受警醒，便将孔子的话记在自己佩挂的腰带上，时刻提醒。此后，子张与人交往就能够做到宽宏豁达，“尊贤容众”。子张比子夏年少四岁，曾同时在孔子门下学习。相传孔子去世后，子夏的一个学生见到师叔子张，便向他请教“交友之道”。子张反过来先问道：“你的老师子夏是怎么告诉你的呢？”学生回答说：“老师教导我们：对于值得尊重的人，就可以和他交往做朋友；对于不值得尊重的人，就离他远一点。”子张听了，很委婉地批评道：“我当年从老师孔子那里听到的，和你的老师教导你们的可不太一样！我的老师说，一个ฐ人处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先要尊贤，对于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我们要尊敬他。但是，对于那些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包容他，勉励他向善。倘若我是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那么，对周围的哪一个人不可以包容呢？倘若我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混蛋，那么，不需要我去拒绝人，人家就已经先讨厌我、离开我了，何必还要去拒绝别ี人呢？”可见，子张倡导与人相处，要做到“犯而不校”，不计较恩怨。他也被人称为“古之善交者”。
孔子的学生们己经习惯在圣人的关注和指导下生活，孔子是他们的精神偶像，而老师的去世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大家一商量，决定从众多的弟子里面推选一位出来，作为孔子的继承者，来当大家的新的精神领袖。
孔子认为，对“仁”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他看来，“行”比“言”要重要得多，根本得多。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仁”的基础，如果不具备真性情，就谈不上仁。所以，孔子很反感说大话、说假话，说“巧ู言令色，鲜矣仁”。相反，他认为“刚毅木讷近仁”，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刚毅木讷”，就是指按照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做事，这是趋向于“仁”的；“巧言令色”，则是指说话做事不能由衷，专门去讨别人的喜欢，这会离“仁”越来越远。
但孔子并没有将“仁爱”局限在宗族关系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缘亲情层面，而是将“爱亲”推向“爱人”、“泛爱众”的层面，把家庭伦理推扩、上升为ฦ社会伦理。他把“孝悌”原则作了进一步推广、扩大，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推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由宗法血缘关系扩大为一般社会关系。在他看来，一旦统治者实现了孝悌，那么民众也都会讲“仁”了。
孔子传授给弟子的种种知识、技能和智慧，构成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本人博学多才，主要教授弟子“六经”和“六艺”。“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上古文化的重要遗存，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孔子教育的重点。“六艺”则ท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项技能，是过去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能ม力，同时是他们参加官员选拔、获得上级赏识的基础。
但孔子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对这种状况表现出极大的痛心和愤怒。他的愤怒不仅仅表现在一通脾ຆ气，说几句牢骚话。他试图去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扬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孔子一生东奔西跑，“知其不可而为之”，“凄凄惶惶如丧家之ใ犬”！其实，这恰恰是孔子精神中最伟大的地方！
通过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以及其它相关制度，西周初期逐渐形成了宗法、封建、等级三者合一的社会政治伦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