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这个名的由头，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有人说是因为很早ຉ以前这里曾有白狼出没。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们已受不住这个ฐ名字。宋代淳化年间，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琅山”。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如果仍叫琅山，那ว多没劲。
画ฑ工ื还欠费工夫。
不错，它只是一个ฐ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๐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化奇迹。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30多岁时曾做过3年舒州通判，多次畅ม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เ也丢不下这座山，用现代语言来说，几乎ๆ是打上了一个ฐ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เ天柱山就经常羞愧：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เ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ำ、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เ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说来话长，苏州的委屈，200่0多年前已经受了。
没到青云港来时我也经常想起他。为ฦ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1987๕年2๐月，春节刚过，我挤上非常拥挤的长途汽车，向安徽贵池山区出发。据说，那里摊事挺盛。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ล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幸好还留แ存了一些诗句，留แ存了一些记忆。幸好有那么多中ณ国人还记得，有那么一个早ຉ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á，也没有举行过欢送仪式，却终于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ฐ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ฦ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ຂ具体又质朴。他领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ๆ悟的简单道理：既ຂ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ທ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ฦ水利ำ学家。
论安逸，是它们。躲在这么เ个ฐ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ม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ฐ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ใ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以此推衍、人生、世界ศ、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惟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然而，人们日常见惯了的，都是各色各样的单向夸张。连自然之神也粗粗糙糙，懒得细加调配，让人世间大受其累。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เ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ใ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๐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ม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色流开始畅ม快柔美了，那ว一定是到了隋文帝ຓ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ณ南下，新า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隋炀帝大凶狠，工匠们不会去追随他的笑声，但他们已经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ฦ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เ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ว无家的潮水，因为ฦ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ำ，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ร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เ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เ会是上海ร口音？
由á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ฐ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ฐ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ร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ฐ浩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ฐ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ร偏踞一隅，不足为ฦ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แ，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ว的宁静。我们有两ä湖和四川ษ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ร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ฐ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ะ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ฐ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ฐ躲在海边的上海ร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ณ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๗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ã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ณ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๖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แ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ณ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ฐ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ใ中。一方แ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ไ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å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ฐ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ฐ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๐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ร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ม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เ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ร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ฤ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ฐ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๐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เ民主、人道、自由á、法制、政治犯、量刑é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แ，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ณ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ฦ它已๐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๓、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แ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ร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ม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ร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å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ร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ຖ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ร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ร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๐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ม。
在中国，与上海ร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เ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เ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แ，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ฦ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ฦ谦让，而是表现为ฦ“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๑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แ。为什么要谦让？因为ฦ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เ上海ร来工作的外地干部ຖ，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ฐ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เ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เ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ษ全部ຖ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ๆ域，深得上海ร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ใ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ร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ฐ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า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ร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ร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ฐ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ฐ外地的权威一到เ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ร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ร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ຕ重镇的上海，以那ว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ธ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ร人的老艺术家，刚ธ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ใ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ຕ院要来上海ร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ร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ฐ上海ร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ม！果然如此，上海ร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ງ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ฑ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เ了出乎ๆ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ำ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ร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ฦ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ร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เ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แ，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แ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ใ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ร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เ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ณ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แ，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ษ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ฐ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ร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า养不低，有足够的能ม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á、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ທ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ม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ฐ颇为ฦ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๐出入，而一个ฐ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á此我们可以联想到เ上海ร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ร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ฐ括上海ร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ร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๑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ร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แ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ฦ“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ร生根。在上海ร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ร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เ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ม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ร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ณ，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ภ，报纸上也没作什么เ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ฦ上海ร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ร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ฦ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ว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ร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ใ，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ร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๓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ฐ能ม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ฦ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๑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ณ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ำ，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ใ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ฐ构成极为ฦ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ฐ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ฦ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ร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ๆ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ศ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ๆ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แ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๐经领略过来自南疆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ม地懂ฦ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เ？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ฐ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ร人已๐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ษ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ร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า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ร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ว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ร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เ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ว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เ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ณ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ร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ฐ。
因此，上海ร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ม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๓，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á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๑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ฦ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ร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ฦ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ฦ，但上海人的这种素า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ฐ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แ找不到เ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เ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ร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ร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ฐ新า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ศ版图上，这个ฐ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เ一则ท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ฦ什么เ多了一张上海ร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ร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ร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