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这么多锥心之事，我们还是来看看关于“敦煌遗书”最初的研究情况吧。
最早接触“敦煌遗书”的学者，应该说是前面提到的那ว位甘肃省学政相当于现在一省之教育厅厅长的叶昌炽。这位出生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๒9年的叶昌炽，字颂鲁，又字鞠裳，号缘督，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到甘肃省任学政，其一生以辑录和校勘古佚书、古碑刻๑为最大的嗜好，是一位金石学家。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๗03年，当叶昌炽收到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寄呈“敦煌ä遗书”中的几件碑拓和《水陆道场图》绢画及四卷唐人《大般涅槃经》之ใ后，便在日记中对其进行了记录、考订和研究。第二年，叶昌炽又亲自来到酒泉进行考察，并从汪宗瀚和王宗海处得到เ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和《开益经》等。随后，叶昌炽不仅对这些卷本和写本均有考订，而且还将其见闻和考订都写进了他的著述《语石》和《邠州石室录》中。由此可见，叶昌炽应该算是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
明堂，原指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举凡朝会、祭祀、庆典或开科选士等国家重大活动都在此举ะ办。然而，就是这样一处极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其建筑制ๆ度多有变化，以致到秦朝时就已模糊了先前的具体制ๆ度，而到汉朝后更是众说纷纭，聚讼不决。对此，王国维不仅参阅《史记》、《考工记注》、《三礼图注》、《明堂通释》和《隋书》等大量经典典籍，还将其与新า近出土的甲骨文及金文等对照考订，从而廓清明堂建筑制度的历史迷雾，为古代宫室建筑的历史和礼ึ制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同样扬了其贯通中ณ西学问之ใ擅长，采用演绎、比较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溯本追源，详加考释，将明堂最初ม由家庭居室到帝王宫室的演化过程予以详细分析，同时还对宗庙和寝庙等建筑的形制及名称做了明晰。对于这样一部著述，王国维在刚ธ刚完成第一卷时便欣喜地写信告知好友缪荃孙说：“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寝庙通考》一书，拟分三卷：已说为第一卷已成，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脱稿之后，再行呈教。”
《明堂寝庙通考》完成两月后，王国维又拿出了与其迥异的另一篇著述《布帛通考》，也就是后来定名为《释币》之作。
由此可见，这时王国维的词不仅意象浅显，丝毫没有他极为ฦ推崇的境界ศ之ใ说，而且语言也显得较为拘谨，就如这时刚刚出来担任公众职务的王国维本人一样，一点也不舒展、俊朗。当然，王国维毕竟有着极高的诗词悟性，随着他来到苏州担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他的心情开始变得开朗，词也填得洒脱清爽起来。例如，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秋天初到苏州时填的一阕《浣溪纱》：
路转峰回出画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光。
其实，罗振玉知遇王国维实在是一个偶然，而偶然的起因仅仅是一诗，一王国维写在同学扇面上的“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๓逊甘英。
第二部ຖ分青春多舛
第四章：“时务”谋生
王国维不是真正的遗老，但他交往的人员中则多是以遗老自居的“铁杆”遗老，诸如沈曾植、升允和罗振玉等。王国维之所以始终与遗老们为伍，那完全是以学问为纽带而形成的，因为这些遗老们多是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不过，客观点说，由于王国维与这些遗老们经常接触且交谊深厚，时间长了他自然会产生一种遗老情结。而促使王国维这种遗老情结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将他直接推入到遗老行列ต的，那当属与王国维心意相投且相知很深的“神交”之友罗振玉了。民国八年公元19๗19年春末，流寓异域日本近十年的罗振玉，终于回到了中ณ国上海。旋๙即，罗振玉将三女罗孝纯嫁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之ใ后，便携全家人前往距离京都最近的大都市天津定居。
作为中国北方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天津，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期间曾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重要的是，先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迁居其中，后有民国五任总统的命运与天津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独特的是，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租界区，居住在天津的洋人和中国近代名人之多，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些拥有豪华别墅、雇佣诸多仆役、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前清遗老遗少、金碧眼洋人、豪绅巨贾、下野政客、落拓军阀和投机商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将天津作为他们尽情享受、休闲娱乐和“疗伤”的福地。当然，对于前清遗老遗少们来说，他们在天津“疗伤”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重返皇宫紫禁城的想，这其中就有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罗振玉定居天津的时候，中国末代皇帝ຓ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还没有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就给那ว些“供职”在紫禁城里或散布在天津等地的遗老遗少们一种希望，他们中ณ的许多人始终没有放弃复辟的念想。于是，当罗振玉定居天津与升允等“铁杆”遗老们的交往日益密切之后，不仅他自己้加入到เ了这个行列之中，而且还借机“提携”了远在上海的亲家王国维。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中国和世界诸多国家一样都是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