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一张“马列ต主义大字报”的“老佛爷”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取经”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ฐ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老佛爷”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权的“当权派”它的对立面叫“井冈山”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都搞打、砸、抢，都不懂什么เ叫法律。上面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ຖ、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ำ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会儿山重水复，一会儿柳暗花明，走过了漫长的三十年。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日趋紧张。我天天挨饿，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涎ๆ、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ม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此时瓦尔德施ๅ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课。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名扬全球。按岁数来讲，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ຖ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印度古代语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我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机，通过了口试，布朗恩口试俄文的斯ั拉夫文，罗德尔口试英文。考试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导下学习。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mayiask，whatisyournaທme？”
“mynaທmeis—”
她说了一个日本名字，我没有听清楚，也没有再去追问。因为，我觉得，人之ใ相知，贵相知心，区区姓名是无所谓的。只要我知道，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个ฐ日本少女，这也就足够足够了。
我们站在那ว里交谈了几句，这一个ฐ小女孩，还有她的那一群小伙伴，个个ฐ笑容满面，无拘无束，眼睛里流露出一缕天真无邪的光辉，仿佛一无恐惧，二无疑虑，大大方方แ，坦坦荡荡，似乎眼前站的不是一个异域之人，而是自己的亲人。我们仿佛早ຉ就熟ງ识了，这一次是久别ี重逢。我相信，这一群小女孩中没有哪一个曾来过中国，她们为什么对中国不感到เ陌生呢？难道说这一所到处洋溢着中国文化芳香的诗仙堂在无形中，在潜移默化中ณ起了作用，让中日两ä国人民之心更容易接近吗？我无法回答。按年龄来说，我比她们大好几倍，而且交流思想用的还是第三国的语言。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成为我们互相理解的障碍。到了现在，我才仿佛真正触摸到了日本人之心，比我在早稻田大学讲演时对东洋之心了解得深刻๑多了，具体多了。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同是东洋地上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连今后能不能再会面，我也没有很去关心。日本的少女成千上万，哪一个都能代表日本人之ใ心，又何必刻舟求剑，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少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