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แ袋挂在裤ไ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声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ว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1937๕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ທ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๗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ศ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เ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ำ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ใ。“共产主ว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เ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拣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拣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ถ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เ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ภ、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ว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แ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惟我独马，惟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ฦ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เ不能ม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ฐ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ฦ反右。一直到เ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ฐ难得的硬汉于，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ว么เ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ษ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ກ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เ社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