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我在家的话，应该是快收包谷了。每次收苞谷时，生产队都会把我们这些学生娃分在一起。女孩子掰苞谷，男孩子用镢头砍苞谷杆。小青总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边掰着苞谷，一边不住地回过头来看着我。如果看到我被她落远了，就会停下来等上我一会，对了，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不知她现在还好吗？她现在应该上初二了吧？是的，应该是上初二了。可真不敢想她要是知道我被苏军俘虏了，会对我怎么想？还有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和村里的人，甚至是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会对我怎么想呢？这种想法让我既急切地盼着回家，却又害怕回到家中ณ面对他们。
我说，‘第一是还我**โ语录，第二是我要见一下战友，第三是还我的军装ณ，第四是还我的枪支。’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า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ຖ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เ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我们一百来人，分成各个ฐ战斗小组和分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甩开步子朝着10公里外的前沿阵地进发。此时，夜色深浓，繁星满天，风声正急，凉气渗人。这里素有‘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俗称，虽是八月盛夏之ใ季，但夜晚的温度却是很低。所以，我们都穿着四件的厚衣服。
果然，第二天近中午十分，两架苏军的轰炸机飞到了我们边防站的上空，然后转了个弯，调过了头又飞回走了。这让我们边防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不安：难道苏军准备对我们边防站使用轰炸机进行轰炸？
回到宿舍里，副班长余长安就对我说，‘袁国孝，你今天真争气，成绩不错。’我谦虚地说，‘还不是平常你和班长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副班长说，‘不过，你还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我说，‘那是自然。’我拿起脸盆刚走到水笼头边上接水，李排长过来，用手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伙，今天射击成绩不错，给你们班争了光。’我说，‘全是平时排长和大家指导帮忙的结果。’
会场休息时，我们就想去连部打听下消息，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们刚从大会议室出来，就见李排长带着六名正副班长和三名军事骨干全副武装，骑着马急速地出了边防站的大门。后来，我们才知道刚才塔城军分区打来电话，说有人报告说在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突然出现了许多人，用望远镜一看象有许多戴着大盖帽的人聚集在一起，很象是苏军人员在设立新的观察哨，要边防站派人去察看一下。所以，魏指导员就让李永强带人骑着马急驰而去，准备与苏军交涉แ。因为每个边防站要管辖近百里的边防线，而那里刚好也属于我们的辖区。
据说从沙俄到苏联时期，它的国家每年要有‘领土收入’。这种‘收入’的方式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一是将沙俄强加给我们的以某山脊、某河流为界，推到我国领土上的某山脊、某河流；二是利用每年在平原的疏松地带，动用军队和直升机枪杀和驱赶我牧民和羊群；三是在边界上私设界标。过去，他们曾侵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些领土相当于六个英国，三个法国和十二个ฐ捷克的面积。可是，新า中国成立后，他们已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继续明目张胆地侵占我国的领ๆ土了，可是，他们却采取偷偷摸摸的方式来改变边界线，或是以武装人员强占或限制当地农民出入的方式继续蚕食我国的领土。来到边防站后，经常听到苏俄侵犯我国领土的犯罪事实，我们当兵的早就义愤填膺了。过去，我们没办法，现在我们也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还要忍受这种屈辱？
当时，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三千多公里的边界ศ线上，有三分之二的地段存在着争议。也就是说中苏边界在许多地区都是有着三条边界ศ线：最外的那ว条是条约线，即历史条约规定的边界；中间那条是实际控制线，即中苏双方แ当时的实际边界ศ；最里面的那条是苏方要求线，即苏联方面对我国领土提出的要求边界。实际控制ๆ线和苏方แ要求线之ใ间就是争议地区。
我们做辣椒生意的，一般在吃肉时，总会要让收购站啃些骨头，再让椒农们喝口汤。但不能ม让你去吃肉，让我来啃骨头。我不以为然地说，可我们当地产的小红椒就不需要长途运输。所以，价格要比你的价格有优势。但他说他们那ว边的小红椒要比我们当地产的小红椒质量好，名气也大。我说差不多，就是好一些一般人也看不出。谁吃辣椒时还要问这辣椒是哪里产的？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เ军区总医院住院。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ฦ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ç，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ล奖都没有。’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ฦ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可他还是很悲观，说，‘有啥前途？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能当上排长连长，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
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而且是打了胜仗，为国家立了大功，争了大光。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我问他以后咋办。他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
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进到เ了烈士陵园，看到เ一排两ä行的烈士陵墓，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๔个人，牺牲了25๓人，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37岁。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他们只有17岁。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在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记为ฦ二等功和三等功
。我也被记为二等功。
到เ了李国桢的墓地前，我感慨万千：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两人抱头大哭。哭过一会，我对着墓碑说，‘李排长啊，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对不起呀！‘
这次托里之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当天晚上，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不让我在部队干了。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前程远大，我不能ม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要你妈，还是要你的前程？’
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也想了很多。突然间，我对到เ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这到底有啥意思？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人都不在了，还会考虑什么前程？
我很快又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随后不久，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说到塔斯堤哨所，没啥人知道，可要是说到เ‘小白杨’哨所，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的那ว个哨所。6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แ。在这个ฐ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
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这个地方แ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嫌它枯燥，嫌它辛劳，想着永远地离开它。可是，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但不管怎样，在离开它两三年后，再回到它的怀抱，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
我站在村头，望着这片广阔、干黄而贫脊的土地，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离开了这里，可是，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
回村不到เ二十天，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给我说好的，我看过她的照片，她也见过我，我们算是自由恋爱。从此，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我从小就是农民，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还是个ฐ学生，可是现在，我就跟父亲一样了，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
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过去，我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可是现在，我变得寡言少语，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因为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
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เ是战斗英雄，却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个ฐ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可我没有，而且连党都没有入。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不能ม提干是因为我不能ม入党，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现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
没过很久，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被苏军俘虏了，如果我没有叛变，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如果我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而且，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自然的事。对这种传言，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可是，后来一想，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越描越黑，所以，我就不予理睬。
可是，那天晚上，我表侄女跑到我家，对我说，‘叔呀，玉兰说你不是英雄，是叛徒，还说你那ว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เ当上的，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捅破了你的牛皮。说你其实就是叛徒。’
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听着这话，我不能再装傻吊了。否则，到了明天，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于是，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站在玉兰家门前，对玉兰她妈说，‘玉兰妈，我找玉兰问句话。’玉兰妈说，‘问啥话？’我说，‘你不管，我只问一句话。’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玉兰见我站在门口
，吓得不敢出来，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玉兰呀，你咋说我是叛徒呢？’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我是听别ี人说的。’我就问，‘你听谁说的？’玉兰不敢说，还是她妈逼着她说，‘你说话呀，你到เ底听谁说的？’玉兰哭着说，‘是翠花给我说的。’
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我要去找翠花，可玉兰妈拦住了我，说，‘大兄弟，你别去找人家了，说你是叛徒这话，都在村里传成啥了，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
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难怪近一两个月来，村里人总是躲着我，对我爱搭不理的，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ຉ，我就来到了大队部，找到เ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要我找公社。我就去找公社，可公社书记说，‘这事你得找县武装部，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我又去了县武装部。武装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你到เ底变没变节，我们又不知道，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跑了一天，不但没办成事，反把我气得胃疼。听着他们那话，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我有变节行为。我真是哭天无泪，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
没过几天，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เ大事，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个ฐ叛徒，败类，还不服从改造是嘛？’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就一下冲过去，抓住他的衣领，喊道，‘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是败类？老子身上有伤，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
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用蔑视的口气说，‘别吹了，你是英雄，咋不见你入党，不见你当官呢？你见哪个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我气得肺都爆炸了。我对他说，‘好，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气得要发疯了，回到เ家，牵着家里的羊，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往集上送，就要劝阻我，可我啥话也听不进，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听着这话，妻子也没敢再拦我。
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见我来了，就很奇怪，问我，‘这大老远的，怎么就跑来了？’我掉着眼泪对他说，‘村里人说我是叛徒。’副主任问我，‘为ฦ什么？’我说，‘他们说我一没入党，二没当官，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所以，就说我是叛徒。’副主任说，‘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组织？’我说，‘找了，可是连县武装部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
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ต克提边防站的战士，参加铁列克提战斗表现勇敢，身上多处受伤，被苏军俘虏之后，坚贞不屈，并荣获二等战功。特此证明。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
从塔城回到家里，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拿给村里其他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是英雄。然后，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让他们看。最后县武装部ຖ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