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事由不了我，但我心里却说：你们别ี想从我这里得到เ任何回答。
我是在无名高地上被苏军炮弹掀起的一块石头砸在了头上，当场就昏迷过去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脑子似乎有些知觉了，眼前还是双方激战的情景，感觉自己还在无名高地上进行战斗。渐渐地，我听到了巨大的机器引擎的声音，而且感到整个身体都在震动。我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我们中翼掩护组和左右两翼掩护组的三个阵地由á北向南地一字排开，均位于苏联一侧的界内。而由边防营营长康友福和政委浦其武统一指挥的指挥组和预ไ备队却是位于我方边界ศ线内。从北边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到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相距约有两三公里。因我军这次巡逻的目的，就是要以行动告知苏方แ我们并不承认他们划定的这个‘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要等到เ天亮之后方才出发。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即将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那天，我带李连祥来到เ靠近无名高地的一座小山上。这里离无名高地非常近，可以看到无名高地的全景。他在这里呆了很久，而且还用照像机对准无名高地来回地察看，象是在为拍摄无名高地选点。
这时，魏指导员就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伟大领ๆ袖**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ม最后解放自己。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ณ，需要我们去解救。现在美帝和苏修也在对我们虎视眈眈，妄图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为ฦ此，根据塔城军分区党委安排，今天要对大家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让大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开始用饭勺舀着盆里的红薯汤，吃起了忆苦思甜饭。我哪怕是饿肚子都不想吃红薯，可是，因为是忆苦思甜饭，不能不吃，所以，我就挖了两勺稀汤，对付着一喝，算是吃过了。
当天下午，站里便召开紧急会议。魏指导员传达了塔城军分区的指示精神，说，‘早ຉ上，我们把近来苏军的各种反常现象向军分区作了汇报，军分区领导马上召开了会议，针对这些现象，结合其他边防站所发生的事件，指出这是苏军在进行军事调整和军事调动，很有可能会在铁列克提或是其它边界地区挑起军事冲突，要求我铁列ต克提和其他所有的边防站务必要保持百倍的革命警惕，加强军事准备，时刻粉碎苏军任何形式的军事挑衅。’
郭排长想了想，说，‘这件事情军区首长早就知道了，要不，怎么会把你们这多人都派过来？我想军区首长肯定会有考虑的。’
我们边防站是一所普通的兵营，两ä三米的高墙把几十亩地的区域围成一个方形。围墙里盖着一排排红砖青瓦的平房。一个篮球场位于平房之中。在营区大门前，两个哨兵持着枪在一动不动地站岗。
也许我的口气比较坚决，让他感到没有商量的余地。他犹豫了一会，还是叹了口气，就离开了。
飞机一直飞着飞着，大概飞了两个小时，来到了苏军的一个边防站。我下了飞机，又上到一辆吉普车上。吉普车里挂着一个毯子，将我眼前的视线遮挡。一位年轻的苏军士兵坐在我的旁้边。吉普车一路快速地朝前开着，但前面的景物我一点都看不到。
车来到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แ叫巴克图，是我国与苏联接壤的国门，也是我军和苏军会谈的地方。我当时在想，我不是在做梦吧？他们真地要放我回国了？我擦了擦眼睛，觉得眼前这一切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啊，我真地又生还了！
苏军士兵让我下车，送我来到国门前面。这时，我看到เ地面上有一条分界线，一边写着俄文，一边写着中文。而那中文字是‘中ณ国’。这字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无比的激动。
在分界线的中国一侧，我看到เ有很多人在迎接我。有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军装上有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我激动万分，一边高喊着，‘**万岁，万万岁！’一边朝着中国这边跑去。
可是，还没等我跑进分界线的中ณ国一边，塔城军分区的参谋长已经在向我摆着手，高声地对我说，‘小袁，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我马上明白过来：他们让我穿着崭新笔挺的西服，是想做欺骗宣传，表示我在被俘后受到了优厚的对待。所以，我不能穿着他们的衣服回国。于是，我一只脚๐踩在苏联，一只脚๐踏在中国，把全身衣服全脱光，包括皮鞋、袜子和鸭舌帽，全部ຖ丢â在了苏联那边，因为苏联人这时已经管不着我了。
我只穿着一条短裤，进到了中国的境内。这位制定了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叫李效智的塔城军分区参谋长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让我感觉象是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一位叫刘志斌的《解放军画报》记者也冲了过来，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不知是体弱，还是不能承受这种激动。我当即一下晕了过去。等我上到เ救护车上时，才慢慢地醒了过来，身旁的同志们开始给我换上崭新的草绿色军装。
其实，当我
得知我就要回国时，心里就一直有着一种忧虑和不安，因为我想凡是被敌军俘虏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不知道首长和战友们会怎样看待我这个ฐ被苏军俘虏的人。他们对我在苏联所做出的绝不出卖国格和人格的抗争和表现会相信吗？可是，眼前这一切让我感到我的忧虑和不安是多余的。我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袁国孝。可是，救护车上的人告诉我说，军分区已๐经在托里县修好了烈士陵园，其中有个坟墓就是袁国孝的。因为苏联人把我方牺牲的人的遗体都带走了，后来又送了回来。但因为气温很高，遗体腐烂，所以，很难辨认。后来听苏方แ说有个姓李的还活着，所以，人们以为是李国桢。为此，军分区首长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ฦ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ฐ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๓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能ม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可是，副司令员好象对我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一边细心地听，一边不住地问着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严å讯逼供？’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你？’
这些话应该去问苏联人，可他却要我来回答。我又不能不回答，可我说了他又不相信。我有些急了，就把躺在床上的身子掷了起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ฦ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可副司令员还在引导着我，说，‘你在苏联呆了那长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你都慢慢细细地说说。’
‘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你是个诚实的军人，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党会相信你，人民会相信你。’
我知道他是想打探我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和失职行为，可是，我不能把我没有做过的事编上一段说给你听。我感觉副司令员对我的审问，比苏军对我的审问还要细，还要严，还要让我感到心跳和难受。我实在没有话说了，于是，我就说，‘我爷爷很可怜，给地主扛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给地主种地，可是，地主还不让吃饱饭。那天，我爷爷生病了，地主就不让他干了。’
副司令员马上纠正着我说，‘不要说你爷爷的事，还是说说你被俘时在苏联那边的事情。’
我就说，‘苏联那边的饭死难吃，土豆要煮ุ着吃，洋葱里不放油，一点都没味，哪有咱们边防站里的饭好吃，那时，我就想能ม吃碗咱们边防站的捞面条该有多好。’
最后，徐副司令员自己都感到เ没话可问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能ม保证你在被俘期间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军人形象的事，没说过任何有损于国格的话？’
我说，‘我可以向**โ他老人家保证。’
副司令员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年轻人，你辛苦了，受苦了，党和人民信任你。’说到เ这里，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非常亲切非常和蔼地同我握了握手，说，‘好好养伤，养好伤，继续为人发服务，为党工作。’我说，‘感谢首长的关心和爱护。’
等徐副司令员带着那个做记录的记者离开后，我感觉自
己象是虚脱了一样，有气无力。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全是汗，已经把被子都给湿透了。可以说，徐副司令员来看望我的这三个来小时，是我这一生中感觉最紧张、最苦闷和最无奈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ณ最难过的一个关口。他的问话和风细雨，亲切温和，却是绵里藏针，句句刺痛着我的尊严å与人格。
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地不好，甚至感到非常地沮丧，非常地悲观。两天来所积聚的那种自豪与美好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极度的无助与无奈，这种心情比我被俘在苏联时还要糟糕难受。我想不通：我为国家做了我该做的一切，负了这多伤，受了这多苦，为什么还不被人相信和理解。我真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เ意思？我想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被苏军俘虏的战俘。那个被红卫兵批斗的瘦老头和那个ฐ无人过问的王老头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我的命运就是他们命运的翻版。
晚饭时，食堂给我送了清炖老母鸡，说这是徐副司令员专门叮咛他们给我做的。可是，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真想把这锅汤给倒了。我说我不爱吃鸡肉，让厨师把鸡端走。可是，厨师说这是徐副司令员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别人不能随便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