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显然又不能评价太高。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可批评和可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大概ฐ受了几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影响，仪式性的表演远胜实质性的较量，事先准备多，当场急智少，各自阐述多，短兵相接少，剑拔弩张多，君子风度少，零碎机敏多，整体智慧少。这些毛病的改进，还有待时日。谁都知道这些毛病不属于哪个ฐ辩论队，而是属于我国知识层的总体素质，暴露一下，是好事。
一年又一年，他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又出版了专著，对中ณ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言权，已不在一个专家之ใ下。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报刊，都在期待和争夺他的文章，而他对于文坛，却仍然是一个ฐ陌生人。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像他这样身处文坛之ใ外的“文化陌生人”越来越多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上指名道姓地写过，一位公司董事长写的散文集，水平绝不低于获奖散文作家，几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文史研究高度，会使大学教师汗颜，甚至几位高层经济官员在西方音乐戏剧上的鉴赏力，也不在专业批评家之ใ下。而最要命的是，他们之ใ中，没有一个ฐ企图混迹文坛，加入某个协会，参加某次座谈，或得个ฐ什么大奖。这对至今还自以为是的文坛，不知意味着什么？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ฑ的时候。这批漫画ฑ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ฑ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ณ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ณ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好奇，画ฑ得既ຂ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浪ฐ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且行为举ะ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浪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还要告诉其他更多的读者，最有意义的旅๓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ใ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๙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ว宁肯不要。
在东方，素า称拘谨的中国古代文人在艺术门类的跨越上却也十分自由。同一个人，能作诗填词，写一笔漂亮的散文，书法艺术也拿得出手，为配书法还刻得几方印章，画山水花卉竟又完全上得了品格，操琴度曲同样在行——这在中ณ国古代文化界简直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一切像模像样的文人大体都是如此。他们未必苦苦思索ิ过艺术门类间的分合关系，而只是把这一切当作一种完整的文化人格素养自然延伸、自行完善。其中ณ，那些具有澄澈的宗教体验的艺术家如王维、苏东坡乃至现代的苏曼殊、丰子恺他们则ท更进一步，把艺术活动当作他们的精神觉悟方แ式，只求舒心达意，绝不画ฑ地为牢。在他们那ว里，没有疆ຆ域的身心与没有疆ຆ域的艺术对应互融，水天一色。这种境界，实在足以使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们惭愧。
总之，以宽容、博大的胸怀把一切对抗化解为对话，化解的现场就在自己的笔端，自己้的心底，自己的脚๐下。化解的动力，是他曾目睹过恶性对抗的无形战场，他深知这样的战场每天都在斫伤着文化的创造力，所伤着人类的高贵和尊严。于是，他背井离乡，品尝孤独，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山林里苦苦思索ิ，在遥远的街市间频频询问。他很快领悟到，人类的高贵和尊严å实在是现代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课题，为此更应该努力对话。文化艺术使对话温馨，世纪之ใ交使对话平等。多少年了，终于等到เ了一个可以和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时刻。因此，就在米丘的匆匆行色间，民族的尊严和人类的尊严汇集到了一起，两种尊严全都化作会心的微笑，笑得那么เ轻松和健康，那么具有形式感。
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研讨会上就游戏学说多讲了几句，报纸上立即出现了一篇批判ศ文章，题为《是游戏还是战斗》，副标题点了我的名，但作者很客气，没说批判ศ，只说是“商榷”。至于文章内容，我想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当时我还年轻，很想反驳，因为ฦ多数读者不可能ม分辨是非，只知道我成了“有争议的人”，这一头衔在当时麻烦甚多。但再一想，我如果反驳，由于缺少共同前提，“商榷”十年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大概ฐ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吧，我干脆养成了对一切商榷都不予回应的习惯，省了很多心。只不过有时闲下来无事，嘴里也会嘟哝出一句“是游戏还是战斗”，学着哈姆莱特给自己开个玩笑。
刚ธ读完，便被聘为ฦ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依叶
儿时在乡间，常见夏天的中午一头头水牛浸在池塘中消เ暑，总有群蜂围着它们转。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烦了，会甩起尾巴๒驱赶一下，而有的水牛则纹丝不动。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动的尾巴๒附近，恣意逗乐，但时间一长，全都向着纹丝不动的水牛进攻了。它们不是在纹丝不动中寻找安全，恰恰相反，它们一浪接一浪ฐ地去招惹，频๗率越来越快，恨不能把顽石般的水牛整个ฐ儿挑动起来。
由á此联想，待些年来，我曾近距离地目睹过很多谎言的扩张过程。都或多或少与传媒有关。前些年，有人转告我一家报纸的报道，一个ฐ中年作者刚发表一个作品，就受到海外五所大学的联合邀请，他正在准备演讲稿云云。我当时一听就为这位老兄着急，心想你说一所大学邀请，旁人还能马虎过去，怎么扩充到เ了五所？大话由á媒体说，收场还得靠自己，这个场怎么เ收？世界ศ上的大学校长都是很高傲的，他们很少联手做一件什么事，据我本人对海外的了解，好像不大可能出现五所大学联合邀请一个ฐ人讲学的事，哪怕他是一代宗师，或退休总统。幸好这位先生聪明，没再就这件事弥补和延伸。更惨的是一些老人，不小心进入了谎言系统，传媒一加播扬，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当众继续把谎说圆，只得随口乱说，实在让人同情。例如我曾见到两ä个老人，开始只是出于一点小小的虚荣，编造了一个创น作上的谎言，后来就越吹越大，也越来越说不明白了，让听的人都为他们着急。记得我当时就托人转告那些报刊â，饶了这两位老人家吧，但报刊不依，仍然以声援的方法捉弄他们，直到最后不得不“大音希声”。
法律需要证据，这是对刘学保案件重新า侦查的最大困难。
警察们看见，在飞驰的列ต车上，她纵身上上下下，轻松得像在跳舞一般，还故意展现出几个ฐ身姿ู，完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她稍没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围住，束手就擒，但哪里想得到，就在很多男女刑警的严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跃身蹿出屋顶盖板，立即不见了踪影。
郭应峰先生他们所做的显然是另一番活儿。也幸好有他们这样的人，敢于让世界留แ下一点真实，敢于在“文革”高氵朝中把一场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结在一个ฐ琐碎的滑稽中。须知，在那ว个时候，就连国家主席、军队元帅，根本没有去碰过一下类似“铁匣子”这样的东西，也已经按照必然性逻辑而分析成了“内奸”。
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只等我失足
由此想对记忆问题多说几句。把记忆当作学问，这在古代，是文化传播事业落后的一个标志，而在现代，则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这个问题的严重后果，现在连中小学教师都已๐经警觉起来，正在尽力扭转，可惜我们不少文化人还在本末倒置。其实，即便是记忆性的文化族群，他们真正能记住的文史细节究竟能有多少呢？我本人也算是一个曾在文史中沉潜多年的人，据我的经验，即便平时认为最熟悉的材料，一到笔下也会发现夹杂着不少记忆上的差错，还得从工具书上逐字校核，因此，说是记忆，其实与直接记忆的关系也不大，只是记得翻哪部工具书罢了。而在这方แ面，据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当属报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辈职业校对员，但总不能说，这些职业校对员有资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对者了。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ฐ沦为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ว堪称精雅的文词功能ม，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他完全可以吟咏着“无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权谋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的笔触写下心得，一有机会便小试身手。
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ฐb！再来一下重的！”
对比有点可怕。她终于明白平日街头遇到的那么เ多微笑大多是冲着她的年轻美丽而来，而当她装扮成了老妇人，微笑的世界轰然消失。老妇人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药店，这总该是一个最需要医药援助的形象吧，但药店的那个男营业员神情漠然。男营业员的殷勤，十分夸张地出现于第二天。老妇人还摸进了一个“老人问题研讨会”，发言者的观点且不去说它，就连会场的服务生，也只瞟了她一眼，懒得把别人面前都有的茶水端来。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ว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ๆ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เ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เ五楼ä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一位失去了腿的人。
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的谎言。
好的一面，它使无数丑类恶行聚焦示众，使不同的道德等级各自归位，使高尚的品格受到เ四方แ濡养，使可疑的行止遭遇怀疑的目光；但是，这种威แ力的发挥却严重地缺少查访核实机制，只靠口口相传来完成，因此必然夹杂着大量的夸张、错位和颠倒。这种情况常常使好人惊心、君子皱眉、坏人暗喜、小人活跃。
另一位诉说者又来了：“他到处说，长期以来，他每星期要与我通两个小时的电话，这次只是为ฦ了真理，不能不揭露我的所谓历史问题……”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ร市招生委员会主ว任姚力先生。
正由á于此，当我读到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的文章时，贴心之感可想而知。在这个天才比喻的鼓励下，我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特别是谈谈因经霜而冷峻了的中年人生。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ว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แ务策划、义แ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แ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๐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会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ຕ组已๐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เ连云港演出。
从南京到เ连云港，坐长途汽车总得八九个小时吧。我问：“你已๐经这样劳累了，这次能不能不去？”她说：“我不去，那ว里就不接受我们剧院了，而剧院的父老乡亲们在春节前应该有一点经济收人。”
明天在连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那ว里在开一个ฐ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好不容易来安徽一次，都想见见她。代表们对她非常善意，但他们一定不知道，后天见到的她，这几个ฐ月是怎么过的，这次是怎么เ来的。
像这样毫无名利可言的艰苦奔波，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能ม不担心她的颈่椎和腰椎。从小练功落下的伤，多年长途跋涉地演出日渐加重。那ว次我在场，一位女按摩师刚下手就惊叫起来：“你怎么เ有那ว么多伤！”平日坐车，时间稍长就扭着脖子皱着眉，不知该怎么坐了。但从明天到เ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长途车！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
过早地成了整个剧ຕ种的首席演员，而这个剧ຕ种至今还是全国中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剧ຕ种，她只能ม靠自己的辛劳来承担一种相当沉重的责任；
各地对剧ຕ院的邀请，永远以有没有她参加为第一谈判条件。为ฦ了剧院和剧种的生存，她很难拒绝，但只要接受邀请，主角演员每天的劳动量是一般演员的许多倍；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点，但她认为ฦ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ม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点尊严å；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处境。但她完全不会处理这一套，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坚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ຕ界ศ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ษ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ທ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เ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先生同时被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高部长告诉我，前几年中ณ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举行．最轰动的剧目就是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得无法停演。她的身体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这种精神把当地的观众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ว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鸡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水果、鲜花……
“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液？”我生气地问。
“我边输液边给你打电话，你感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的频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ฦ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เ她？一定是拒绝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过清闲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愤怒。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
这个ฐ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出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头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头发泻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许她在流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我们家乡啊——”没再说下去。
“我们家乡啊——”这个句式、我曾从汪道涵先生那ว里听到เ过。汪老也是同乡人，那ว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ฐ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话。她没有进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她在人品上有什么毛病，对她的意见永远只有一条：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但是哄传这个意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统计过她的工ื作量，更没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结果，居然活生生把一个最辛劳的人谣传成懒โ人，而巳๑还百口莫辩。她从来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声辩，在实在气忿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也无非是：“真想换个ฐ地方。”
北京一个重要的文艺团体几年来一直等着把她调过去。上海ร市的一位领导曾几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ฐ以她命名、由á她领衔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剧团。全国各地喜欢她艺术的企业家们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广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还年轻，何苦成为某种不良心理气氛的牺牲品？”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效果。她对家乡有一种神秘的皈依意识，我说不清是积极还是消极，反正是把我感动了。
记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ใ时，我邀国际知名的大导演马科到合肥排《红楼梦》。照ั妻子的说法，家乡越是遭灾越要表现出文化上的平静和大气。我们一大群人从那ว时起就在努力构建着黄佐临先生企盼了几十年的戏曲音乐่剧雏型，虽然当时灾情严重，生活非常艰难，天天有停电、断餐之虞，大家却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讨，创น作气氛如火如茶。马兰除了排戏，一有空就上街为灾民募捐。马科导演有一天上街，发现这个情景，追踪几日，终于对我说：“抗洪救灾是大事，但像她这样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无法想象的，我看着都痛心，适可而止吧！”但就在马科导演跟我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的赈灾汇演，她一身白衣蓝裤赶到เ了，全场掌声未息，她就含泪开口：“我的家乡受灾了！”接下来的镜头表明，她的这种语言方แ式，感动了台下无数熟悉她的北京观众，那天她为家乡募到เ的救灾款，数字不小。马科导演对着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导演费都捐掉了，劳累็几月，分文未取。
妻子对家乡的感情之深，有时到เ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电视，她平日感兴趣的是国际新า闻，拉宾、萨达姆、索ิ罗斯什么的，但国内新า闻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报道，总会怔怔地等一会儿，等播音员说出罪犯来自何处。如果不是安徽，她会舒一口气，站起来，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这个毛病，因此只要电å视里报道的罪犯有浙江的，就会大声嚷嚷：“看，浙江，我家乡的！”她笑了，说：“这有什么เ可炫耀的？还是安徽多一点，你用不着安慰我。”我立即说：“我们浙江才凶呢，千岛湖事件……”
说到千岛湖事件，她产生了回忆。事件发生时她正带团在台湾演出，台湾有传媒说那几个罪犯来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来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戏。我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两头都洗不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