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有人说，人生是为ฦ“事业”而存在的，它本身没有独立的“况味”可言。他们最常用的论据是前苏联的一本流行小说，主人公在被迫或主动地失去了人生的许多常情常态后，说过一段有关人生的格言，他认为人们如果不为“事业”而牺牲，到เ临死就会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有时又会突然想起，在街市，在书房，在宗教场所，甚至在人烟稀少的茫茫旷野。然而如果要用口和笔来专门讨论，又觉得它很难构成一个ฐ独立的话题，正儿八经地讨论又常常会使原本轻松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学中，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提炼得越纯粹就越难与读者沟通，而只要出现诸如嫉妒这样的毛病，立即就进入了正常人群的心理感知系统，开始与读者产生实质性的联系。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样的谣言，别ี人听了会相信吗？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说，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杀留下的遗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们未成年时从书上读到เ这个遗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对一些闲言碎语何至于此，不予理睬，或大声抗辩，不就结了？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才慢慢知道，人世间有一种东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缩消长，你如去对抗，则往往劳而无功，甚至适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样强大而恒久，几乎ๆ能够决定你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那就是所谓名誉。对于闲言碎语，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视，但对它，阮玲玉只能ม瑟瑟发抖。因此，并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誉可畏。人言是纯粹的客体，名誉却可以笼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说名誉可畏ั，就会分不清自己该承担多少责任，它成了一种神秘而巨大的恐吓。
我曾在澳洲墨尔本西南面三百公里处的海ร岸徘徊，产生过对这一问题的恐惧联想。在那里，早年异域的船只极难登岸，高耸的峭壁不知傲视过多少轰然而毁的残骸，但终于，峭壁自己崩坍了，崩坍得千奇百怪，悲凉苍茫。人世间友情的崩坍也是这样，你明明还在远眺外来的危险迹象，突然脚下震动，你已葬身大海。
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ฐ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ว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拐角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å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ม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ม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ฐ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原来还以为ฦ是法兰西文化的骄傲呢，居然在异国他乡拾到เ了一部ຖ依稀的家谱，找到了自己้远年血缘的印证。这就终于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毫无理由地对琉璃世界ศ如痴如狂？为什么以前毫无雕塑经历和冶炼经历只凭自己้的摸索便取得奇巧配方แ？也许是接收到เ了几千年前发出的秘密指令？几千年都是失传的荒原，荒原那边是影影绰绰不知名的伟大工匠，荒原这边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当代女子。
与她们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怜的人们一定还在倒过来可怜她们，在茶余饭后讨论着她们本该如何来改变这种可怜。也许，建议之一，是她们早就应该回归文坛，有一个ฐ喜气盈盈的晚年。但是，我们的老太太极有主见，不听这些。她们虽然衰疲却仍然高雅，心中只有两ä个点：要么小木屋，要么太空。其它地方，她们可以随意看看，却不会停驻。
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正如这几天介绍他的电视节目中一位年轻的新า疆女司机说的：“我在车上看着这个上海男ç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เ的困难都不能叫困难了。”于是，这位女司机跳下车来，向他走去，与他同行了很久，很久ื。
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แ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ม。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ณ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เ都行，于是产生误会。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宇，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ๆ导就频频๗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儒商”，即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ฐ招牌，相反，一个ฐ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ฦ一洗文化上的耻辱，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这一切已๐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心理习惯，诱使更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去靠贴文化。在未必有排恶功能的地方แ出现如此拥挤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点上，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有人解释道，文化可以使人读很多书，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ว么เ事实早已反驳，天下最毒辣的阴谋、最凶险的恶念，也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传达的文宇，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沦为ฦ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ว堪称精雅的文词功能，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他完全可以吟咏着“无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权谋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ำ的笔触写下心得，一有机会便小试身手。
我觉得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见白纸黑字还是付给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诈文人也见过不少，但一听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识还是笑脸相迎。于是，越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往文化里钻，文化成了一个ฐ宽阔的掩体，一个洗手的金盆。连天下最残酷的社会动乱，也称之ใ为“文化革命”，连明目张胆的诬陷和谋害，也名之曰“文化论争”。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回答人们百思不解的难题：我们拥有那么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系列ต文明的常识上却需要从头启蒙？
我知道我已经把事情说得太大，再说下去这篇短文就难以结束了。回到绑匪的纸条，我只能说，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他揭发了文化什么เ呢？那ว就是：“文化”一词涉แ义แ太泛，极易藏垢纳污。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