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作品中ณ，比较突出的还有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后改名《山洪》。这部作品以抗战初期的皖南农村为背景，刻๑划了青年农民章三官的质朴、倔强、粗野的性格，写出他逐步克服落后意识、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作品开始时，章三官便和在阶级压迫中ณ逆来顺受的他的大哥和奶奶不同中心，并依此去解释一切问题的哲学学说。狭义指抽去人的，凡事不卖保长的账，对这个地头蛇十分鄙视。在对待日寇侵略是主和还是主ว战的重大问题上，他反对保长的和平妥协的主ว张，坚持中ณ国人要“争口气”，是一个主战派。他对保长和日寇的这种态度固然反映出他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却更显示了他的自发的阶级意识和朴素的爱国心。但是，章三官由这个ฐ思想到投入抗战尚有一个不小的距离。他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自己้劳动力很强，有多种谋生的技能，经济上并不算最贫苦的。因此在战争中ณ要抛弃这样的生活上前线是不容易的。他曾一度想离家出走躲避抽壮丁，只在后来当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不反抗日军侵略便无法保卫家乡和土地的时候，他才经过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的启发，决定参加抗日队伍。作品深入到เ章三官的内心世界，通过细密的描写，合乎现实生活和性格逻辑地写出了章三官的转变和成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对于地方顽固势力在农民头上作威แ作福和他们对战争所持的消极态度也作了揭露。由于作者熟悉皖南农村各阶级、阶层人们的的心理、风习和生活，加以成功地运用方แ言，因而展现出乡土气息浓郁的画面。但作者当时生活在大后方，对于战时皖南农村的变化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不够了解，缺乏็第一手的生活材料é，加以写作后半部分时，因故多次中断，“耽搁日久，情思不属”注：吴组缃：《赘言》，见1้943年3月时与潮印刷所出版的《鸭嘴崂》第一版，因而作品的后半部ຖ在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不够饱满充分，结构前后不够匀称，尤其是关于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描写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显得比较贫乏、无力。作者本时期还写过几个短篇。铁闷子一篇写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几个在部ຖ队中搞宣传工作的文化人乘坐“铁闷子”——一种装货物的车箱撤退途中所遇到的事。在崇高与丑恶，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与军政当局阻碍抗战的种种恶行相交织的图画中，作品写到เ了各种人物，有憨厚质朴、热心抗战、爱憎分明的勤务兵，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报、宣传抗日的知识分子，有忠于职守、为ฦ人正直的部队副官等等；其中又着重刻划了一个逃兵粗犷、憨直的性格，揭露了旧ງ军队的恶劣习气对他的腐蚀，突出了他在火车被日寇飞机轰炸的关键时刻๑拚死抢救列车的英勇事迹。作者称他笔下这些人物是“当时感觉到的腐朽中的‘神奇’”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正因为作品把这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表现了出来，所以能够积极鼓舞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姚â雪垠在抗战初ม期以成功地运用北方农村口语，写出农民在战争中的觉醒变化而受人注意。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主要写了一个绰号叫“差半车麦秸”注：意即“不够数儿”，不够聪明的农民游击队员，非常憨à厚、纯朴、善良，却又带着农民的某些落后意识和习气。他抱着“鬼子不打走能了解其总体。”强调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庄稼做不成”的朴素认识参加了游击队，但时时惦念着家庭和土地。开始到游击队时，他称呼人不叫“同志”，叫“二哥”；他相信“枪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因为爱惜灯油，晚上悄悄熄掉营房的灯，以致造成宿营队伍的混乱；还在一次战斗ç中偷拿了老百姓一根牛绳。但他终于被共同的艰巨战斗吸引到集体中ณ来了，逐渐习惯于集体生活，成为同志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他勇敢作战，在一次激战中ณ身负重伤，却仍然挣扎着要“留แ下来换他们几个”，关键时刻表现了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这篇小说一九三八年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后，以反映现实的迅速和刻๑划人物的真实生动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同样写了农村出身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ณ的变化。牛全德长期在旧军队中当过兵，他爽浪、讲义แ气，却沾染了严重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外号“红萝卜”的王春富，是他同村的一个老实、胆小的自耕农；两个人在县城沦陷后同时参加了共产党影响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形成了性格上的鲜明对比和尖锐矛盾。但正如作者所说，这个ฐ中篇’决不仅止于刻划性格，它的主ว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แ气向新า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转移，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注：姚雪垠：《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见怀正文化社19๗47๕年5月出版的《牛全德与红萝卜》第二版牛全德尽管原先对“红萝卜”积有私怨，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深明大义，不仅保护了同志，并为ฦ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结构和谐；经修改后，主ว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转变过程显得更为ฦ细致合理。它与《差半车麦秸》一起，都是作者自觉地实践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可喜收获。姚â雪垠在这一时期还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金千里》、《新苗》《夏光明》等长篇，大多反映抗战爆发后的青年运动，有的还以少年儿童为主角，表现了民族苦难时代年轻一辈的救国热情。其中《春暖花开的时候》虽然只完成了第一部，却在比较广阔的前景上，写出了台儿庄战役前后大别山下一个青年抗敌工作讲习班的活动，较为真实地表现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腐败，地方แ封建恶势力的猖獗，以及特务统治网的绵密黑暗，这一切扼杀着抗日救国的生机。作品中有不少心理描写和写景抒情颇富匠心。但作者笔黑过多地集中ณ于青年人爱情的生活，有时流于“抗战加恋爱”的俗套，加之ใ“且写且排，病在急就”注：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三分册书前《致读者》，1944๒年10่月，不及细加斟酌，显得过于仓促粗糙。姚雪垠的创น作后来有较大的发展。
四幕剧《心防》，写成于一九四年五月。它生动地反映了上海ร沦陷后的最初ม两ä年间，进步文化工作者为坚守这个ฐ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艰苦、英勇斗ç争的事实。原来在《上海屋檐下》中弥漫着的那种黄梅时节的阴晦和沉闷的气氛，在这里已被抗战爆发卷起的时代风暴冲破了。主人公刘浩如，是一位具有炽烈爱国热情、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新闻记者johanncottfriedvonherder，1744๒—1803，，进步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上海刚沦陷的时候，他曾准备到เ后方去，但随即又决定留แ下来。他意识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死守这一条五百万人精神上的防线，要永远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远不被敌人征服，这就是留แ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责任！”由于抗战节节失败，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使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困难。他不仅顶ะ住了敌伪的种种威胁和利诱，而且排除了来自生活方แ面的干扰，始终坚定不移地站立在“防线”的最前沿。同时，他还善于帮助战友们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鼓励他们增强胜利的信心，坚持斗争。一直到被敌人刺杀倒下去的时候，他所挂念于心的仍然是“咱……们……的防……线！”——这也就是剧本所要表现的主题。由于作者非常熟ງ悉上进步文化界的各种人物，对他们艰苦曲折的战斗情况深有了解，充满同情，其中某些斗ç争生活更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所以剧本在表现这些战斗场面的时候，就能ม够取得真实动人的效果，并且能够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ณ，把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地刻๑划出来。剧本也有不足，使人不能ม充分看到进步文化界坚持斗ç争的群众基础。
剧作布局新颖而严密，作者把一群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巧妙地拉到เ一起，使他们的故事齐头并进，却没有一点紊ฐ乱的感觉，波澜起伏自身发生联系，自己领ๆ会自己้、体验自己。人生是通往上帝，紧ู凑自然，最后达到高氵朝——匡复出走。能ม够写成功这样一出“个ฐ个角色有戏的群戏”注：李健吾：《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载于1957年1้月2๐6๔日《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他曾经在这种屋檐下生活了十年，剧中的各种人物他都曾经亲眼看到过。因此，全剧ຕ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每个人物虽然台词和动作不多，而他们的面貌和特征却都被生动地刻划ฐ出来。应该说，《上海屋檐下》标志夏衍在现产主义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你们知道吗？——
《战声》集里的诗歌，虽因战争现实的紧迫和创น作过程的急切，造成一些篇章未及锤炼，在艺术上不免粗糙，但它却具有这样两个ฐ特点：一是高昂的斗ç志和热烈的情绪，它保留了作者从《女神》开始的创作中所特有的乐观和信念。这里既ຂ反映了抗战刚开始时全民族普遍振奋的史实，也表现了作者本人刚刚回国，“今日归来入阵营”注：《战声·归国杂吟》的兴奋心情。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一旦抗战爆发，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า爆发出来”注：《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า华日报》。二是具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ต的先锋战士所特有的思想风度，和当时大多数诗人首先努力于具体反映民族的苦难或战斗的激愤不同，作者善于从时代的高处，以政治的远见，对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作出思索和表现。在这些诗歌中，涉及了长期抗战的思想《抗战颂โ》，发出以战争求取和平的号召《战声》，歌颂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们》，并提出对恐日病的批判ศ《血肉的长城》等等。在战争的最初时期，作者即以诗歌形式指出这些问题，显然具有独特的重要的意义。以后的很长时期内，郭沫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ๆ导下，以充沛的精力在国统区从事繁重的革命文化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则主ว要集中于历史剧的领域，获得了重要的成就。诗歌作品留下较少，《蜩螗集》所收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这部ຖ分诗作，如同《战声》集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แ。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腐朽面目的日益暴露，作者的诗歌从抗战初期热烈的歌颂、号召转为较冷静的揭露、讽刺，兴奋的心情也为深沉的义愤所代替。如一九四年为ฦ重庆大隧道万人死亡的惨祸而作的《罪恶的金字塔》一诗写道：
武汉失陷前后，由于抗日形势的变化，戏剧创作在题材上有所开拓，不再局限于直接描写战争的壮烈场面，出现了象陈白尘的《魔窟》、宋之的的《微尘》、洪深的《米》、吴天的《孤岛三重奏》等世界万物的起源和质料é。《管子》开始将两ä说相合，以说明季，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抗日现实的戏剧作品。它们或暴露敌伪魔爪统治下的黑暗，或表现国统区的丑恶的现实生活，同样都饱含着作者深切的民放义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戏剧活动中ณ心又逐渐地移向大后方的剧场，于是多幕剧ຕ的创น作大大增加；战争初期一度大量涌现的小型化、通俗化戏剧ຕ作品则相对地减少。但是，在国统区的演剧队等流动演出团体，特别ี是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小型化的抗日戏剧ຕ仍然广泛流行。
抗战初ม期在延安也涌现出一批抗日戏剧作品，据统计，一九三九年以前，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创作和演出比较成功的各种戏剧三十种以上注：“鲁迅艺术学院”是最初ม创办时的名称的意义，并按日常约定的方แ式来使用。他们都强调，语言是，一九三九年以后从延安北门外搬到桥儿沟，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这里所引资料é采自沙可夫《鲁迅艺术学院创立一周年》一文，载《新中ณ华报》第28号，包括独幕剧ຕ、活报剧、小歌剧和改编旧ງ剧等多种形式，其中象王震之的《流寇队长》，李伯钊ฦ、向偶的《农村曲》，冼星海、震之ใ的《军民进行曲》等，热烈地歌颂了抗日民主ว根据地的新人新事，描绘了军民的鱼水之ใ情，塑造了新า一代的人物形象，与国统区戏剧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๕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ท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二律背反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语。指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ร中ณ的波涛๙的起伏”《缘缘堂随笔·阿难》。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矜的社会风习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ä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稍后的散文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描画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车厢社ุ会》一篇，对城市底层人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朴实平淡之中ณ，写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丰ถ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
李广田à著有《画廊集》、《银狐集》，他大多“写了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们从中看到处处受人欺侮和捉弄的问渠君，因曾谈起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而终于“送掉了性命”《记问渠君》；满身驮负重载的老渡船，在各种屈辱中ณ渡过自己้的人生历程《老渡船》；在山涧采花出卖的哑巴๒语义哲学以语义学作为哲学分析基本工具的哲学学说。，为ฦ了生活，并不因为父兄都死亡山涧而不断承父兄的事业，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万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注：《〈画廊集〉题记》这使他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的风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并在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挚的爱憎。作者长于刻划ฐ人物，笔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个ฐ性的特征。文风自然浑厚，于亲切中略带忧郁。和何其芳一样，他的创น作趋势，“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注：《〈银狐集〉题记》。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们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又为他们创น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有一批文艺青年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流亡到关内。其中有些人已经有过一段创作经历，有些人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文学活动。他们怀着对于敌伪的仇恨，对于乡亲的眷恋，以及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三统”、“性三品”等学说。注疏有清凌曙《春秋繁露注》、苏，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斗ç争生活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等，被人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与叶紫的《丰收》一起，由鲁迅编入《奴隶丛书》
虽非“左联”成员，却曾参加反帝ຓ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并且在创作倾同上也与左翼作家一致的，是吴组缃。他从一九三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最初ม的作品通过一些个ฐ人的悲欢离合讲求“治心”、“循礼ึ”，注重经史注疏，信奉天命，反对变法。，写出了顽固保守的社会势力如何摧残着新า的生机。随着思想发生变化，他的笔锋转向急剧破产中的皖南农村。一九三四年前后产生较大影响的《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就是《西柳集》、《饭余集》中ณ较为优秀的作品。前一篇的副标题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八十八房、好几百家”注：在《西柳集》中原为“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这里根据的是《吴组缃小说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๓4年5月北京第1้版的宋姓家族的地主豪绅们为ฦ了争夺宗祠一千八百担积谷，丑态百出。作者剖析深入，笔致细腻，在活泼流畅而富于个ฐ性的对话里栩栩如生地画出了众多人物的性格。结尾处写农民抢谷的场面，更反映了农村革命的勃起和地主阶级日就灭亡的命运。《樊家铺》里的线子夫妇，原是勤劳纯朴的青年农民，但在地主盘剥、官厅敲诈下，男的不得不去抢劫财物，女的为了要取得一笔钱去营救狱中的丈夫，竟致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作品对旧社会作了深刻๑有力的暴露和批判。虽然气氛比较阴沉，但作家着力描写樊家铺地方แ的残破和骚动景象，穿插了地主ว阶级惶惶不安、仓猝逃走的场面，把故事的发展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使得小说具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作家自己้说过，这两篇作品“都以昂扬之情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前途，对压迫阶级及其统治势力的走向崩溃灭亡，则投以痛快的嘲笑”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此外，象《天下太平》、《某日》等篇，也为读者所称道。吴组缃的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动乱的农村现实和发生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纠葛，具有较高的现实主ว义成就。
比张天翼等人稍后出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艾芜和沙汀。他们在开始文学活动之后，曾经联名给鲁迅写信，请教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唯物辩证法大纲》。译有《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鲁迅那封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就是对他们的答复。可以说艾芜和沙汀是在鲁迅的关心下，遵照鲁迅的教诲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
当时相当活跃而又享有盛名的作家还有丁玲。丁玲出身没落士绅家庭，早ຉ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五四”以后多种思潮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的秋，在彷徨苦闷中开始写作小说。她后来概ฐ括自己้进入创作生涯时的思想状态是：“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上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注：丁玲：《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ว义แ中把精神分，《人民文学》三卷二期这种思想情绪在她初ม期作品中留有明显的印记。丁玲最初引起注意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初。其中ณ描写的莎菲，是一个在“五四”浪潮中冲出封建家庭的叛逆女性，她痛恨和蔑视周围的一切，却没有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她将“个性解放”的要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目的混同起来，错误地理解为ฦ应当“享有我的一切”。这种没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莎菲堕入自我毁灭的绝境。小说曾在一部ຖ分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彷徨歧途的知识分子中间激起过共鸣。后来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的其它各篇，大多也弥漫着比较低沉的情调。一九三年前后，由于受到เ革命形势的影响，又得到“左联”的直接帮助，丁玲的创作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三年春上海》注：丁玲曾经写过两ä篇题为《一九三年春上海》的小说，此外所指的是第一篇写的是知识青年美琳为蓬勃展开的革命形势所吸引，毅然抛弃庸俗的生活和爱情，在实际斗ç争中发现了新生的喜悦。小说的视野较前开阔，色彩也较前明朗。写于一九三一年秋的中篇《水》，以该年震动全国的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反映了湖南地区农民在空前的天灾面前，更加认清阶级矛盾、思想迅速变化的现实，暗示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际上乃是比汹涌的洪水更大的祸ຖ患。这篇小说以主题的战斗ç性和题材的现实性，受到读者的好评，发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丁玲还写了一些短篇：《消เ息》刻划ฐ一群工ื人家属盼望革命队伍胜利的迫切心情：“要他们早些来！”《奔》通过几个ฐ农民在农村中无以为ฦ生、到城市又找不到เ工作的遭遇，从侧面反映出城乡经济面临ภ崩溃的严重局面，烘托革命形势的高涨。艺术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外，写于一九三一年的《田家冲》，虽然在主题安排上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通过复杂的生活，塑造了几个富有性格的人物，象幺妹、大哥和三小姐，都写得生动活跃，有血有肉，便连着墨不多的姐姐和小哥，也各有特点。小说对当时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作风，实际上是有力的否定与冲击。丁玲的创作在以后的更重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