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紫还写过一些散文。一九三六年，他曾将它们辑成《叶紫散文集》，却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正式出版。其中所写各篇，大多取材于包括他在旧军队那ว段生活在内的实际经历。抗战爆发后施蒂纳maxstirner，1้806๔—1856卡斯巴๒尔·施密特，叶紫由上海ร返回湖南故里。当他开始撰写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仅仅写了四万余字，贫病交迫的生活就夺去了他年轻的富有才华的生命。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一篇，是叶紫的另一重要作品。故事是在深山的风雪之夜里由一个ฐ孤独的老人桂公公讲出来的：一个ฐ胆小怕事、受地主ว阶级欺骗的老汉首告自己参加革命的儿子，以为因此可以受到宽恕，实际上却把儿子送进虎口，使他立即被敌人杀害。从桂公公的激动的语调里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强烈的愤恨伦理关系始于家庭，推及社会，构成彼此相通的情谊关系。，而老汉的畏ั蕙愚蠢和他的儿子文汉生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也很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放弃对于敌人的任何幻想，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这是在叶紫作品的真实具体的艺术形象里曾经反复证明的生活真理。
张天翼的笔触有时也转向在统治阶级压迫和欺骗下逐渐觉醒的劳动人民。如果说《三太爷与桂生》里革命农民桂生的形象还不免模糊，稍后的《儿女们》里新的一代的面目已较为ฦ清晰。以反动军队的士兵生活为题材的《二十一个ฐ》，描写在军阀混战中一群从死亡线上撤退下来的士兵，终于受不了反动军官的非人待遇而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并因为觉悟到เ双方士兵都是在“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才跑来”的“多”、“同”与“异”、“无限”与“有限”等，不是绝对排斥，于是拯救了对方的一个ฐ伤员，和他血肉相连地团结在一起。它与稍后写成而主ว题近似的《仇恨》，都是张天翼的较好的作品。
深刻地描写了小市民生活并批判了他们向上爬心理的作品，是短篇《包氏父子》。主人公老包是某公馆的仆役，他渴望儿子包国维能够读书成名，千方百计地借债为他缴纳学费，而包国维却在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和富家子弟引诱下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当老包知识他的儿子因打人被学校斥退、自己还须ี赔偿医药费的时候年创立“雅利ำ安社”。提出“回到吠陀”的复古口号，反对偶，因为ฦ受不住失望和债务的重压而昏过去了。作品生动地描画老包望子成名和包国维骄纵愚妄的心理和性格，笔致犀利，不仅批判了老包的小市民的庸俗观念，而且表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对青年有多大的腐蚀作用。在另一篇讽刺向上爬的市侩思想的小说《欢迎会》中，尽情揶揄和嘲笑了赵国光这个竭力向反动当局献媚的奴才，还把锐利的笔锋暗暗指向对外卖国、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作品都显示ิ了作者运用讽刺๐喜剧手法的才能。
国民党为了对付占压倒优势的左翼戏剧ຕ运动，除了采取查封剧ຕ社、禁止书刊、枪杀或逮捕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等白色恐怖手段外，又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上海创办了上海ร剧院和乐剧训练所，同年十月在南京创立了国立戏剧学校，企图培养与加强其反动的文艺力量。但他们缺乏戏剧教育方แ面的人材，不得不在进步的戏剧ຕ队伍中找教员。当时就曾有一些左翼戏剧ຕ家利ำ用这一有利条件，深入国民党官办学校进行革命戏剧活动，使学生中ณ许多人逐渐倾向进步。国民党反动派还组织了官办剧团演出陈大悲的《西施》、《巧克力姑娘》，企图抵消进步戏剧的影响。但遭到群众和进步戏剧界的批判ศ，很快宣告失败。
“剧联”在“九一八”后，除加强大道等剧ຕ社演出活动外，还在工ื厂建立很多工人剧ຕ团——蓝衣剧团，节目多为配合当前革命斗争的方แ言剧，在沪东、沪西等工厂区上演。一九三二年“九一八”周年纪念认为立国之ใ基在于民。主ว张实行德政教化，以求淳风化俗，抨，“剧联”又组织突击队在上海近郊演出，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与此同时，北平话剧运动，在北平左翼戏剧ຕ家联盟直接领ๆ导下也有新的发展。除了演出上海总盟的剧ຕ本外，也演出了北平盟员的作品。结合演出活动，还出版过一些戏剧刊物，这些都对北平一带的戏剧运动的开展的较大的影响。一九三三年后，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上海ร剧运遭到敌人的疯狂破坏，左翼剧ຕ团因政治迫害和经济困难，作大半停顿，于是在“剧联”领导下又提出了“戏剧走向农村”的口号。春秋剧社和骆驼演剧队先后至大场、嘉定等地演出，三三、光光等戏剧ຕ团体曾到苏州作旅行公演。上海各学校及工厂的剧团在反动派多方摧残下坚持岗位，极为ฦ活跃。以后一部分进步演员转入电影界，话剧ຕ团和电影界曾有过合作演出。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哎！十月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老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且担任重要职务。民族的深重灾难，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使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他到เ延安参观访问，受到เ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在重庆，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工作。在党的领ๆ导下，老舍为扩大和巩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配合抗日宣传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创作。他说过：“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ຕ的戏剧，如拿着两个ฐ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ຕ，民歌，话剧，新诗。”注：《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其中，利用旧ງ形式写成的通俗文艺作品，大多收入《三四一》；另有用大鼓体写成的长诗《剑北篇》。当时，老舍写得最多的是话剧，先后作有《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等剧作多种。这些作品，除了表彰抗日将士、宣传民族团结，以鼓舞人们战斗意志者外，有的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不合理现象，有的讽刺一些人的性格弱点；人物面貌一般相当清晰，对话也机智生动，但主题思想发掘不深，大多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戏剧ຕ冲突也不够鲜明集中。此外，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其中ณ最重要的是描写敌伪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的《四世同堂》。小说包括《惶惑》、《偷生》、《饥荒》注：《饥荒》在195๓0年5๓月至1951้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6期；据《〈四世同堂〉序》所述，《饥荒》计划写三十三段，但在《小说》月刊上发表了二十段就告结束三个部分，表现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以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决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作品写出了敌人的残暴统治，各色汉奸的卑污活动的丑态；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一些下层市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有的人逃出北平参加抗日行列，也有的在城里坚持抗日宣传工作。故事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ณ心，包括他们居住的那条小胡同中的各种人物，来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和情节。老舍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书中ณ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对那ว些汉奸败类的嘴脸则给以厌恶的谑画ฑ。在开始写作这部作品时，老舍曾经表示：“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注：《〈四世同堂〉序》综观全书，骨架虽大，结构却很匀称；人物的对话也能传神，是画出了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大致轮廓的；许多关于北平风土人情和街头巷尾生活场景的描绘，都写得鲜明生动、富有光彩。由于作家远离被敌人占领的故土，怀着很深的乡思展开这样的渲染，在回忆里复活起来的这些画面，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因此也就更能激起人们的民族情感。但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ณ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单纯歌颂民族气节，又不免流于抽象。老舍没有经历小说所描绘的实际生活，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因而不能不影响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但是，由于在这个时期，老舍积极参加了抗日爱国斗争与民主ว运动，和革命作家有密切的交往，原先对于革命的那ว种怀疑保留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日本帝ຓ国主义แ统治下的沦陷区人民的深重苦难，却是色彩明朗，调子也并不低沉。显示出他的思想和创น作新的进展。
在围绕着祥子经历的描写中，作品也写到了别的一些人物和当时社会的畸形面貌。车厂主人刘ถ四的残忍霸道，大学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老马小马祖孙两代的凄凉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以及大杂院、“白房子”等处的惨酷景象。由此交织而成的生活画面，作为整个ฐ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突出地表现出了祥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小说中，和祥子的生活发生严重纠缠的人物是虎妞。这是一个ฐ大胆泼辣、多少有点变态心理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她是刘四的女儿，长期代表她父亲和车夫打交道，她的性格中带有许多可厌的剥消者的特点；但她也有自己的苦闷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她找上了祥子，并在被迫的情况下和刘ถ四决裂。祥子并不爱她，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她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成了祥子个人奋斗过程中的一个新า的打击。作品关于虎妞这个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关于她和祥子之ใ间那种“爱情”纠葛的处理，说明老舍对于这类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故事情节的起伏。不过，作品关于她的那种生物性的要求和她在这一方แ面给予祥子的磨难作了许多渲染，对这一悲剧的社ุ会意义不免有所冲淡。
《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而谨严的。全书共十九章，一、二两章交待人物，揭示线索；此后十七章，一环扣紧一环，头绪繁多而又有条不紊，各有描写重点而又共同服从于全书的中ณ心。第四章写双桥镇农民起义，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对全书说来使人略๓有游离的感觉，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面貌，显示ิ了吴荪甫与农村封建经济的密切关系和他对农民起义的势不两ä立的态度，仍然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串全书的主线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与此同时，又或实写，或虚写，处处显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最后结尾处侧面带出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以此来对照吴荪甫失败的命运，指出了中国的真正出路所在。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ฐ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ษ处在胜利ำ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杜竹斋的唯利ำ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里，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ฦ写景而写景，他写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这种风格的形成也和作家作用的语言有关。鲁迅是语言艺术的大师，造语精密，词汇丰富。他经常向口头语言学习，经过加工而写入文章。还主张适当地采用外来语法。在谈到เ自己小说语言的时候，又曾经声明：“没有相宜的白话读社会学和心理学。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不同意他的本，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在杂感里表现得更为显著；而时用排句，间有对偶，则ท又往往增加语言的变化，加强文章的气势。鲁迅杂感包含着多方แ面知识：社会、历史、科学、文化，古今中外，无不网罗。因而在文章里也出现了和这种知识相适应的博采众长的语言。不过就大体而论，作为骨干的仍然是加了工ื的口头语：简洁，凝炼，有力。这种精密活泼的语言不但有助于理论逻辑的准确展开，而且使抽象的概念血肉丰ถ满，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再加上作家幽默的才能，讽刺๐的手腕，貌似冷峭而内实热烈的气质，这就使他的杂感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启发了广大的青年，杂感的“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注：《且介亭杂文·序言》，三十年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被称作“鲁迅风”的杂感流派，在激烈的斗ç争中不断地发挥着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ç作用。从“五四”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杂感，也由于鲁迅的实践和倡导，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运用便捷和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学形式——
在将近十年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除了各次讨论以外，革命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作了一些尝试。与第一次讨论同时，《大众文艺》发表了若干“大众文艺小品”和“少年大众”作品，内容生动易懂。在第二次讨论时，“左联”专门责成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壁报文学，报告文学，演义及小调唱本等等”注：见193๑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各委会的工作方แ针”，载《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๑2年3月15日。当时，鲁迅、瞿秋白都写过一些通俗歌谣。欧阳山和草明创办《广州文艺》，努力创作大众文艺和方แ言小说。森堡等发起的中国诗歌会，提倡用“俗言俚语”，“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郑伯奇编《新小说》，以登载通俗作品相号召。阿英钱杏村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编《通俗文学》版。抗战爆发后，由于形势的需要，通俗作品的创作，更有新的发展。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左联”还提倡工农通讯运动或称工ื农通信员运动，提出培养工ื农作家的任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当时收效不大，但仍然显示了革命文艺界一种可贵的努力，也是文艺众化运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同年五月，汪懋祖、许梦因等人在国民党头子陈立夫指使之下，重弹“文言复兴”老调，主张中小学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引起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这个问题，就理论而言，早在“五四”时期已๐经解决，这种论调不过是历史沉滓的泛起，经不起一驳就又沉落下去。六月起，论战转为ฦ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在三十年代初已๐经提出，瞿秋白是最热心提倡的一个ฐ。这时，在作家、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ณ间展开热烈讨论。讨论涉及到文字改革、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范围很广；就文学方面而言，则是“从前为ฦ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注：《文言——白话——大众语》，《申报》副刊《自由谈》，193๑4年6月18日，可见大众语讨论正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一个继续。大家认为ฦ大众语应该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ฦ，写得顺ิ手，看得明白”注：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申报》副刊â《自由谈》，193๑4年6๔月19日，并且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注：陶知行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申报》副刊《自由谈》，19๗34年7月4日。鲁迅认为ฦ它应该采用方言，但需要不断改进提高；应该力求浅豁，但了需要吸收外国语文的字汇和语法，使之丰ถ富和精密。他指出大众语的雏形，已经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开始形成注：《答曹聚仁先生信》，《社会月报》第1้卷第3期，1934๒年8月。这些意见和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提出的基本一致而又进了一步。鲁迅纠正了瞿秋白原先文章里的一些错误意见，批评了借口白话文不够通俗而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倾向；在《“彻底”的底子》一文中，尤其尖锐地批评了那ว种认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左ุ”到变成荒唐的意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文字原在人民中间萌芽，后来才为ฦ特权者所收揽，成为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工具；又分析了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已在劳动实践中创น造了“杭育杭育派”的艺术，只是因为没有记录下来，容易消เ灭，流传的范围也很有限。鲁迅认为：“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ม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注：《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๒年8๖月24日至9月10日他考察了文字和文学的发展历史，将文字拉丁化、大众语、文艺大众化三者统一起来，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当时进步文化界ศ还发起过手头字运动，目的也是简化文字，使之能为更多的人所掌握。
发生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的这场论争，扩大了文艺上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加深了作家对文艺为抗日斗ç争服务的认识，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拒斥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纲领。认为传统哲学企图超，批判了“左”的宗派主义和开始出现的右倾苗头，讨论了文学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促进了抗日救亡形势下文艺创作的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当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论争双方的某些文章夹杂有无原则ท的意气之争和小团体倾向，也不免分散了力量，影响了团结，妨碍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很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感到เ两个口号的基本精神没有分歧，重要的是更快地以实际行动投入日益紧迫的抗日斗争。他们希望早日结束革命文艺界内部的论争，有的刊物上发出了“作家们！更进一步的握手吧”的呼声，表示“希望参加两个协会的会员们自动的起来做这种合并的活动”注：《作家们！进一步的握手吧》，《永生》周刊第1卷第1้7๕期，1้93๑6年6月27日。到了九月中旬ຒ，艾思奇等提出爱国主义的新启蒙运动，要求两ä个口号停止争论，他进一步说明：“爱国主ว义แ的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ว主义的性质。并且要在民主ว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这是急需要积极地做起来，而且需要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人大家合作的。”注：《中ณ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๗期“理论的论战太多了，就未免会成为空洞的论争”注：《文学论争所得的结果》，后收入《实践与理论》。不久，两个口号的争论，逐渐缓和下来。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洪深、叶绍钧、谢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文艺界各方แ面代表人物共二十一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ว张全国文学界ศ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注：《文学》第7卷第4期，1936年10่月1日这表明两ä个口号论争基本结束和文艺界ศ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从而为ฦ后一阶级更广泛的团结抗日，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努力于戏剧运动和剧本创น作的还有熊佛西。他的《洋状元》一九二五年和《蟋蟀》一九二七年由于刻意追求生活趣味，借助离奇的情节以达到เ戏剧效果，往往显得不够真实。这一时期代表熊佛西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多幕剧是《一片爱国心》一九二六年。剧本主要写原为革命党的唐华亭及其子女出于爱国思想与其日籍妻子的冲突。唐夫人在日本当局的授意下，逼令她的做着“实业督办”的儿子在出卖中ณ国矿山的契约上签字，女儿则夺回契约，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象征中、日关系的家庭矛盾。剧情紧ู张、曲折。但由于作者当时改良主ว义แ的思想，导致对冲突采取妥协的处理。两方แ复归于好，唐华亭愿意陪夫人去日本，女儿亚男ç则ท投入其母亲的怀抱。这就损害了剧ຕ作的思想意义。
早期创造社作家还有郑伯奇和成仿吾。郑伯奇1้895—19๗79๗作品不多，但收在《抗争》集里的小说和剧作，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แ。短篇《最初之课》借一个留แ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遭遇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能激发起读者的爱国感情注：参阅闻一多19๗22年7๕月29日给友人的信，《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9๗页。虽然实际上只是一篇速写，但它出现在反帝ຓ作品还不多的一九二二年，颇为可贵。独幕剧《抗争》，写热血青年同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帝国主义士兵所进行的搏斗，表现了“五卅”以后人民群众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也有一定的战斗性。作者后来还写有短篇集《打火机》，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社会面貌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痛苦。郑伯奇这些作品，大多切实朴素，在创造社成员中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色调。成仿吾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但《流浪》集里也有幽婉的诗、随笔式的小说；某些方แ面与郭沫若的作品近似。一九二三年发表的独幕剧ຕ《欢迎绘》，从官僚家庭内部新旧两代冲突中，揭破旧统治势力的虚伪面目，表现了青年一代正义的反抗。它也是较早ຉ出现的谴责美国资产阶级堕落文化的剧ຕ作之一。张资平也是早期成员，有《冲积期的化石》等小说。他是新文学作家中ณ写作长篇较早的一个。作品内容大多描写男女爱情，早ຉ期带有人道主ว义色彩。
音节自然，意境清远。至于另外一些感怀身世之ใ作，于悲愤中ณ夹杂着感伤，其凄苦正与黄仲则相似，感情颇不健康。作者自称旧诗于他“性情最适宜”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就艺术表现而言，这些旧ງ诗在散文中不但是有机而和谐的部分，而且往往是感情最浓烈的部分。它们有助于使他的散文象小说一样表现出真率、热情、明丽ษ、酣畅ม的风格。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儿子青是个觉悟的革命者，他离家参加了“穷人军”，为ฦ了大众的解放而进行着斗ç争。诗集《茫茫夜》中ณ不少作品都在正确地显示ิ：有了千百万人的觉醒，就有了改天换地的力量，就能在“黑暗中诞生光明”。
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通过农民反对修筑公路的斗争，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攻革命根据地，侵占农民的土地修筑公路。王家庄上爆发了“我们爱护土地”、“我们不能白白饿死”、“我们要打破一切身上的铁ກ锁”的愤怒呼声。他们
象决堤的黄河水，
谁有力量去拦堵？
象海洋的浪ฐ
澎湃汹涌ไ着的是我们的队伍。
虽然后来大批白匪军来了，在王家庄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但是农民在工农红军支援下终于赶走了敌人，革命烈火向更广大的地域蔓延开来。长诗写的是一个村庄的事，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星火燎原的时代风貌。诗人为了实践诗歌大众化，努力引用口语入诗。在奔放的气势中洋溢着充沛的革命热情。该诗虽然艺术上比较粗糙，表现农民落后面也嫌过多，但在当时的诗坛上仍不失为一部ຖ较好的作品。
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蒲风还努力提倡“国防诗歌”，为了多出宣传抗日的作品，在他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倡导过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诗集《钢铁的歌唱》，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热情地呼唤人民团结战斗，打败日本侵略๓者。其中的《优良的射击手》、《我迎着狂风和暴雨》、《第一颗子弹》等诗篇，刚健有力。但这个运动也促成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产生。一九四二年，蒲风病殁于皖南抗日前线。
中国诗歌会上海ร总会的成员，除蒲风之外，尚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柳倩等。杨骚的《记忆之ใ都》、《受难者的短曲》、《春的感伤》等诗集，大多借爱情题材抒发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于光明未来的追求。长篇叙事诗《乡曲》，描写了在地主ว、兵匪、捐税、灾荒等天灾人祸ຖ煎熬下农民的痛苦不堪的生活，表现了他们要“打碎这乌黑的天地”的愿望和信心。杨骚的诗歌虽有旧ງ诗词的痕迹，但笔调清新，具有浪漫主义气息。任钧๕写有诗集《战歌》、《冷热集》。“我要唱出漆黑的暗夜，和那暗夜中透露的曙光”，“祖国，我要永远为ฦ你歌唱”这两句诗，道出了他诗歌的战斗ç倾向。目睹过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历着“九一八”故土沦亡之恨的穆木天，写有《流亡者之ใ歌》等诗集，充满了“唱哀歌以吊故国的情绪”注：《流亡者之ใ歌·自序》。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间》，描写了“一二八”事变中人民反帝ຓ斗ç争的力量；他的《生命的微痕》，以“缥缈的琴音，一声声歌出我个ฐ人的不幸”。石灵的短诗《新า谱小放牛》、《码头工人之歌》等，曾被聂耳配曲，广泛流行。
王亚平是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主编北平出版的《新า诗歌》。他写有短诗集《都市冬》、《海ร燕的歌》和以“一二·九”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十二月的风》。“在这曙色欲来的前夜，我把生命献给了光明。”《灯塔守者》作者怀着揭露黑暗、寻求光明的思想，为人生歌唱。他由破碎穷困的农村流浪ฐ到饥寒畸形的都市，身感“生活的铁鞭，惨酷的捶击着脊背，恶魔的黑手在四周伸张着”注：《〈海燕的歌〉题后》。他以自己้的社会见闻为题材，描写了农村的破产，城市的萧条，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抒发了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侵略者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灯塔守者》、《黄浦江》、《孩子的疑问》、《大沽口》、《农村的夏天》等，是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诗篇。作者笔下夏天的农村，由于旱灾严重，“催粮吏”逼粮，迫使人们离乡背井，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
夏天真没有夏天模样，
没有人耘田，也没有人插秧，
大道上奔涌着饥饿的群，
为了活才撇下自己的家乡。
王亚平的诗歌明快朴实，长于描述，由于作者注意向民歌、民谣学习，语言也比较接近大众口语。
温流1้9๗12—193๑7是中国诗歌会广州ะ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主编过《诗歌》和《诗歌生活》，对推动华南的诗歌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写有《我们的堡》和《最后的吼声》两个诗集。温流的诗大都反映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素า朴流畅，不在一句一节里追求诗意，而使全篇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意境，保持着一些民间歌谣的风格。他在歌颂劳动人民的同时反映出时代风貌，表达了和他们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打砖歌》、《凿石碑工人歌》、《大年夜》、《卖菜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特点。例如《卖菜的孩子》的第二段：
“卖菜啊，卖新鲜的青菜！
一束两个铜仙！”
瞧瞧四面：
一篮一篮的菜，
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脸，
生意是一样的冷淡。
朴素地写出了时景的萧索。在温流的诗集里，还有许多诗篇是对革命者和爱国志士的赞扬，以坚定的信念表达了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他的有些诗篇笔锋主要针对着日本侵略者和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国民党反动派。他唱出了中ณ国人民日益炽烈的争取民族自由á解放的要求，喊出了那“澎湃在天空里，澎湃在黑夜里，摇动了黑夜，摇动了大地”《冲》的抗日的呼声。在温流的笔下，抗日的人民“象海上的暴风，象喷着的火山”，他们的呐喊会“使同伴们醒来”，“叫汉奸们抖战”《五十个》。这是抗日战争前夜时代特色的描画，是鼓舞人们战斗的革命诗篇。在二十五岁的短促生命里，温流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提起的诗篇。
中国诗歌会之外，臧克家是这个ฐ时期出现的，在诗坛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的农村里，从小熟ງ悉农村，热爱农民，所以他的诗篇多为ฦ歌唱农村之作。一九三三年《烙印》出版，翌年又出版《罪恶的黑手》。这正是“现代派”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的时候，臧克家的描写农民形象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为诗坛吹来一阵清新า的风，因此立刻引起文学界ศ的注意和重视，并且为新诗反映农村生活开拓了崭新的天地。
臧克家的诗有其独特的风格。他不用柔曼的音调来诉说个ฐ人的哀乐，也很不用热烈的呼声来抒发对于旧ງ世界ศ的愤懑，而是以经过锤炼的诗句，抒写旧中国农民的苦难与不幸，勤劳与坚忍，让读者从咀嚼和回味中体会诗人深沉的感情。《难民》和《老哥哥》写出农民悲痛的遭遇，《村夜》和《答客问》描会了三十年代前期北方农村的动乱，语多含蓄，笔有藏锋。诗人有时也以暗喻的手法，以启发人们的深思，例如收在《烙印》里的《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