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â《自由á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注：鲁迅把19๗33年写的而不是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感，另外收录在《南腔北调集》里。不过《花边文学》中ณ有一部分杂感命题，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忠、刷็孝、悌，是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的。《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报纸，当时有一些革命作家进入编辑部ຖ，聂绀弩、叶紫都曾经是《动向》的编辑等三书。《伪自由书》辑录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ຒ的杂感，以时事短评为主。鲁迅在《前记》里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á’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由á于文网森严，笔墨自不免趋向隐晦。但是言之有物，虽曲折而不失其犀利，毕意是《伪自由书》的特点；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为青年辩护和向不抵抗主义追击，立意遣词，则又较为ฦ轩豁和明快。鲁迅在《逃的辩护》、《崇实》、《保留》里，和写于同一时期而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一些杂感一样，不断地为爱国行动声援，保卫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他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线，究其实际，仍然是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阶级的分析。在鲁迅看来，青年学生是爱国的，他们的“逃难”正是国民党压制爱国运动的结果，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ม用爪牙，施ๅ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在鲁迅看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民也是爱国的，他们的好象“一盘散沙”，正是统治者的“治绩”，他说：“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注：《南腔北调集·沙》他从现实生活中ณ举出生动的例证，为ฦ青年和群众辩护，说明真正出卖民族利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只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团的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蒋介石一贯执行的是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自“九一八”以后又在新า的口号下变本加厉地进行。《伪自由书》里绝大部分杂感的矛头针对了一些这样的事实：首先，是体现对外妥协的所谓不抵抗主义。鲁迅彻底地揭穿了蒋介石正在耍弄的把戏，指出国民党军人离前线“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负弩前驱”的说要“誓杀敌，誓死抵抗”，但这种“宣誓”不过是信不得的“赌咒”，就象随口胡诌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娼”一样。“不抵抗”的说要“诱敌深入”，但这种“战略๓”不过是不战而退的托词，反正“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因“战略关系”请其深入注：分别见《伪自由á书》中《观斗》、《赌咒》、《战略关系》诸篇。当时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已和“不承认主ว义”的史汀生注：“不承认主义”，这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也叫史汀生主义，即并不制裁日本，却对日本的所作所为采取鸵鸟式的不承认的办法协调一致，决心妥协，一切都经“预定”，“好象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注：《伪自由书·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的这些文章，成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深入华北的预ไ言。其次，是体现对内用兵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鲁迅深刻地暴露了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反共走狗的本质。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国民党向国际联盟哭诉，并不是日本报纸上说的“以夷制夷”，请外国人制裁外国人，倒是推行了国际联盟里帝ຓ国主义“老爷们”的“以华制ๆ华”，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先安内，后攘外。“‘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日本军向中国的领土“炸进来”，“‘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国民党向革命根据地“炸进去”。不过因为“炸进来快，炸进去慢”，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แ正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彼此一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中ณ国共产党。这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实现帝ຓ国主义者包括日本在内所谓“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鲁迅的观察直透问题的内核，因而能ม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一时期他还和瞿秋白一起，研究了蒋介石在文化方แ面的代言人——从已经泄气的吴稚晖到正在发迹的胡适的言论。他们用共同笔名，由á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注：《大观园的人才》里用来和吴稚晖作对比的，是汪精卫，鲁迅自己写了《“光明所到เ……”》、《“人话”》、《言论自由á的界限》、《新药》等篇，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的为ฦ国民党抹粉、向侵略๓者献策的谬论，指出蒋氏王朝的“文化班头”已๐经由“党国元老”转到“高等华人”，因为前者只是替蒋介石卖命，而形势却需要后者出面同时为帝国主义效劳：“先前所利ำ用的是单方แ，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鲁迅的这些杂感，就象匕首一样插进了胡适、吴稚晖之流的心脏ู，不仅帮助人们认识反动文人的面目，而且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暗示了蒋氏王朝在勾结帝国主义方面开始由日本转向美国的正在演变的动向。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ງ的马克思主ว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ç。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เ的马克思主ว义แ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แ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า的社会的起来表之一，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主张超越物质世界ศ和精神世，但不知道这‘新า的’该是什么เ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แ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ç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ณ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เ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â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ศ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ว义革命的原则ท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า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แ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ว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ร文艺之ใ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ว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的笔锋主要指向苏汶。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质决定精神，又肯定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它把实践观点，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注：《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1้日在《又论“第三种人”》中，他还以人体有胖有瘦为ฦ喻，指出那些看上去似乎是不胖不瘦的人，“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不可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以说明文艺界也决不会有“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的存在注：《文学》第1卷第1้号，1933๑年7月。他再一次用生动的比喻，确切地阐发了文艺的阶级性，使人们从形象的联想中ณ领悟这一重要的真理。鲁迅还由此指出，“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而在于实际上“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因而也不会有“第三种”文学。他严正地批驳了苏汶将一些作家的苦闷归罪于左ุ翼文学运动的诡计，同时也劝告那些希望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只有及早抛弃幻想，站到进步的立场上来，才能从莫知所从的彷徨中ณ解脱出来。在这次论争结束后不久，有的“第三种人”“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为反动政府效劳，“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胡秋原也投靠蒋介石，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证实其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调，不过是用来粉饰自己替反动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法而已๐。
针对着胡秋原的谬论，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开始就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所谓文艺“自由”时说过的名言：这种“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拳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注：此处据《列宁全集》中ณ译本译文，瞿秋白原来的译文与此略๓有出入。瞿秋白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ณ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á”，“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化、夸大而捏造出来的。主要著作有《自然体系》、《被揭穿，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แ声机’”；胡秋原所要求的，正是“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á，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至于他用来支持自己反对艺术为ฦ政治服务的、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恰好把普列汗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克主ว义发展到เ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แ”注：《现代》第1卷第6号，1้932年10่月1日，署名易嘉ล。当胡秋原对这些批判ศ进行反扑，坚持反动论调的时候，周起应在《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中，根据列宁的反映论和文学的党性原理，再一次驳斥ม他抹杀艺术的阶级性、党派性，否认艺术能够反过来影响生活的能动作用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注：《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1932年1้2月，署名绮影。
革命作家对“新月派”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基本上从“五四”新文化队伍中分化出去以后，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场激烈论战，由á此开始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这次论争中，“新า月派”一再宣传了人性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正当革命作家举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不可知论者。形而上学唯物论者把这种，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时候，他们宣扬这种观点，不仅想抹杀文艺的阶级性及其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而且企图用人类共同人性之ใ类并不存在的东西。将文艺工作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过：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新า月派”在论争中玩弄的正是这样的把戏。经过批判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原形毕露，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理论上的立足点。到了论争末期，梁实秋只能写些《鲁迅与牛》一类的歪文，除了悻悻然作些人身攻击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革命作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先“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的弱点，因此对“新月派”展开更为ฦ有力的回击。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全面地阐述了文艺的阶级性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指出梁实秋的言论不过在证明他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鲁迅和这些绅士们早ຉ就有过多次的交锋，在这以前不久，还驳斥ม过梁实秋所谓文艺应该写永久变的人性的论点注：《文学和出汗》，《语丝》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๒日。这回更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着重驳斥梁实秋所谓阶级性原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硬加在文学之ใ上的人性论观点。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ม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ศ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举ะ例通俗，却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的基本规律，而且处处同梁实秋所谓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有爱的要求等论点针锋相对，粉碎其掩盖阶级对立以维护资产阶级利ำ益的企图。鲁迅还指出：“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ว么เ，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至于梁实秋的那些言论“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ฦ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๑期，1930่年3月。鲁迅用严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作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梁实秋一流所制ๆ造的只能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文学：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这些分析彻底戳穿了人性论的谎话及其阶级本质，同时也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แ关于文艺的阶级性的原理。在论争中ณ，鲁迅还揭露了“新月派”充当反动派“刽子手和皂隶”、为其“维持治安”的政治立场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๗30年1月。当梁实秋表示ิ：“《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ว子是谁”，并且含沙射影地说革命作家都是共产党；鲁迅立刻๑指出：走狗“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拳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至于将论敌指为ฦ共产党，暗示反动派可以捕杀，“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ใ穷罢了”，这就越发证明了这种人正是不折不扣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第1卷第5๓期，1930่年5๓月。对于美化资本主义诬蔑无产阶级的一切帮闲帮凶们说来，历史证明鲁迅的确逼真地勾下了他们的画像。
创น造社ุ还同茅盾展开过争论。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思想一度发生苦闷，创作中流露出消极情绪，文学主张上又比较强调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痛苦，要求多为小资产阶级读者着想。他在《从牯岭到东京》等文中ณ，批评了创造社作品存在标语口号的毛病，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某些看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他也认为革命文学的“主张是无可非议的”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๗卷第1้0号，1928年1้0月。创造社成员及时地批评了茅盾当时创作和理论主张中的不正确倾向，但认为ฦ茅盾的作品“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反对的”注：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1้2月，则又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此外，创造社还同已经退社ุ的郁๗达夫有过一些争论；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也为谁最早提倡革命文学的问题发生过争执。这些争论也都表露了文艺团体间的宗派情绪和门户之见。
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问题认识不清楚，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首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鲁迅。他们模糊了民主主ว义和社会主义两ä种革命的界ศ限，将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都一概当作革命对象，声称“拜金主义派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把“五四”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否定，认为ฦ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ว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注：以上引文分别见《桌子的跳舞》、《〈流沙〉创น刊前言》、《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诸文。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除了教条式地搬用马列主ว义词句，对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缺少了解以外，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瞿秋白路线以及日共福本和夫“左ุ”倾路线的影响，也都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后来在分析创造社等发生错误的根源时曾说：“他们对于中ณ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ใ一瞥》这个分析是很科学而切中ณ肯綮的。
我是一条小河，
也是由一批文艺青年组成的沉钟社ุ，创作倾向与未名社ุ不同。他们多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ฦ题材，直抒对现实的不满，热烈而又悲凉，虽然极力要“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而又往往成为鲁迅所说的“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ใ曲”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ณ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初时技巧不免幼稚，但逐渐有着进展。陈炜谟、陈翔鹤都是小说方面的作者。陈炜谟190่3—1้955๓有短篇集《炉边》，人物都是一些“从未受人爱抚”者，他们“在寂寞中生下来，在寂寞中ณ长大，也要在寂寞中埋葬”注：《炉边·寻梦的人》。作者在书前小引里说“要试验我狭小的胸怀对于外来的苦恼的容量”，这就更加使作品浸润着一种无可排遣的孤寂的感情。出现在陈翔鹤1901—196๔9作品中的，大多是一些忧郁๗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他们受环境冷遇，与环境对立。这些人物带有较多的作者自身的投影。其中《悼——》、《不安定的灵魂》等篇均收入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虽然因缺少提炼而比较拖沓，但仍塑造出了几个真实可信的青年男女的形象。《浅草》、《沉钟》上也有正面接触社ุ会现实的作品，陈炜谟写的《狼筅将军》、《烽火嘹唳》曲折地反映了军阀战乱ກ下蜀中人民的苦难，高世华写的《沉自己้的船》进一步描绘了一幅船民起而抗争、宁与压迫者同归于尽的壮烈图景，“齐向死里去求活”——英勇而仍不免悲凉。
作者的散文，大多辑入《未厌居习作》集。《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菁菜》诸篇，在乡思离情的抒写里，多少透露了“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彷徨而又切实追求着的错落的心境。《牵牛花》里那ว种无时不回旋向上的“生之ใ力”的意想，给人以清新健美的感觉。《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注：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7๕号则控诉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洁净的语言表现着朴实的感情，构成了叶绍钧散文的主要特点。作者早年也写过一些新า诗见《雪朝》，大多过于平实。《浏河战场》注：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实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虽然颇็有散文分行之嫌，但却是长诗创น作方面的较早ຉ尝试。
此后，叶绍钧还写过一些短篇，收在《四三集》中。它们从各种角度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极度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这里有丰收成灾《多收了三五斗》，爱国有罪《一篇宣言》，存款犹如押宝《逃难》，毕业即是失业《“感同身受”》，学校成了“学店”《投资》，留学生摇身一变而为ฦ巫师《招魂》：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备。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在这些作品里得到เ了生动的再现。题材较前广阔，讽刺๐更为辛辣。虽然有时只是速写，却都保持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初ม期白话散文中，游记、通讯报告也占有重要位置；稍后更有抒情小品、随笔出现。这些都属于当时所谓“美文”类。用白话写这类文字，足以打破“白话只能作应用文”的陈腐看法，含有向旧ງ文学示威的意思。但在内容上，还是以抒写闲情逸致者居多。较有社会意义แ的作品，在早年游记通讯中，应推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