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的山东盐业
明代，制盐行业由户部ຖ掌管。当时，全国共设有两淮、两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盐使司下设有分司，分司下设若干盐场。山东盐业的生产与管理也按照这个结构运行。《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曰滨乐；批验所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山东各盐场在官方督导下从事盐业生产，产量基本保持稳定。《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洪武二年十一月己丑条记载：“设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岁办大引盐一十四万二千五引有奇。”这是指明初ม山东的盐产情况。当时每引合400斤。进入弘治时期，改行小引，每引合200่斤ภ，但总产量未变。万历时期，据《山东盐法志》卷末《附编》记载，山东盐场引盐数额仍然保持在十五万左右，与明初相差ๆ不多。
明朝政府在山东海盐产地设有1้9个盐场，维持着元代盐场建置的基本格局。这19个盐场是：信阳、涛雒、石河、行村、登宁、西由、海沧、王家岗、官台、固堤、高家港、新า镇、宁海、丰ถ国、永阜、利国、丰ถ民、富国、永利。
在山东各盐场中，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充足，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产业群体。《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八八卷引明人章潢《图书编》就说：“登莱濒海多盐徒”。盐民灶户主要聚集在各个ฐ盐场周围。顾炎武《肇域志?山东五》诸城条记载：“信阳镇依山负海，设有巡ำ检司、盐课司。灶户多居之，煮ุ盐捕鱼为生。”在明初ม时，山东沿海地区已拥有较多的灶丁数额。《明太祖实录》卷一三○洪武十三年四月庚辰条曾记载：“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奏：所辖一十九场，灶夫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丁。”众多劳动力的参与，使得山东沿海ร各盐场均保持着有效的生产能力。
制盐业在当时的山东沿海ร地区属于支柱产业，尤其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滨州河海区域，盐业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收入。隆庆年间曾任利津知县的贾光大有诗描述：“古城谁筑在荒陬，遗址犹存动客愁。草色连天迷望眼，潮头喷雪簸渔舟。乍经茅屋人民少，惯见沙洲狐兔游。空有盐花堆似玉，年年辛苦几时休。”1与贾光大同时期的兵备副使甄敬也写诗说：“村市依流曲复斜，上墙茅屋带烟霞。潮声夜动千门雪，盐蕊晴开万顷ั花。斥ม地经春无草木，商船入夏足鱼虾。观风暂驻皇华节，泛海难从博望槎。”2从这些诗咏中可以看到，滨海盐场在当地的经济环境与人文环境中都占有最醒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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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贾光大《均田至官灶城有感》。
2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甄敬《公署即雨拟泛海未遂》。
明朝前期，沿海制盐业全部ຖ由á官方แ一手经营。灶户按丁计课，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产额，
官方则ท给予工本米钞，完成盐课后的余盐也要交给国家，不能私自支配。灶户一入灶籍，不得解脱，官方于此控制ๆ相当严格。最初，官方对灶户比较优待。《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但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官方控制ๆ过死、灶户作业不自由的盐业体制弊端就充分显示出来，时而食盐积压，时而无盐可收。于是官方แ逐渐减少了实物盐的征收量，采用盐课折色或折银的办法来向灶户收取盐课。据《明会典》卷三十二《户部ຖ一九?盐法一》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题准对“山东信阳等场盐课，每二大引折阔白棉布一匹”，这在全国各大盐场中ณ首开盐课折色之例；正统年间，盐课折色又扩大到เ官台等盐场；弘治年间，朝廷开始对涛雒、富国、高家港三盐场的盐课改折银两，“每一大引，折征银一钱五分”；正德三年1508年，折银范围又扩大到เ西由、信阳、登宁、行村、海沧、固堤、官台等八场。以银两ä代替实物盐的征课形式弱化了官方对制盐业的控制力度，增大了灶户对盐产品的支配权力，松动了食盐交易的禁锢枷锁，这就为以后民营制盐业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虽然盐课折银的征收手段活跃了沿海ร地区的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制ๆ盐业的发展，但是在商业贸易并不发达的山东沿海地区，这种折银的形式有时也会难为盐产品卖不出去的灶户。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ใ十二《艺文》所载明人甘一骥《盐河议》曾指出：“成化以后，海ร沧等……十一场灶丁改征折银，每引七分五厘，共征六千余两。舍其所产，征其所乏，而灶丁渐累็渐逃，愈逃愈累，无复更生之ใ望。”
有明一代，由á于灶户负担过重，逃亡现象便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正统年间尤为严重。如《明英宗实录》卷一○二正统八年三月乙丑条记载：“户部奏：山东石河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八十三户，遗下盐拆布一千三百二匹有余。高家港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七十九户，遗下盐课三千五十六引有余。其见在灶户岁有课额，又当有司杂差ๆ，又令代纲逃户布课，比又蝗涝，人实不堪”。同书卷一○六正统八年七月乙亥条记载：“山东永利ำ场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