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国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ๆ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朱德过去只是在讲武堂学习时从康有力、粱启超所写的《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等书籍中了解到一些。这时又读了达尔文、卢梭等的著作。他和孙炳文等人反复地讨论着民主ว、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朱德“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20）因此，这时他仍然没有抛弃这样的想法：“相信资本主ว义制度有益于中国。”（21）中国要成为一个不受外国列ต强欺侮的独立国家，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强大起来。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22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但是，限于环境的束缚，讨论只能陷于口头的空谈。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记述她采访朱德时写道：“谈到他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
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多年后，朱德对这位已故的挚友仍然怀念不已，说“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1้7๕）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孙炳文经常埋头在书斋里，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า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中心话题。朱德开始感到เ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玻”（1้8）俄国十月社会主ว义แ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当他从书刊â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兴奋不已。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ท，才有可能ม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虽然朱德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开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า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19๗）这时，朱德阅读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接触到的思潮也相当驳杂。许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却兼收并蓄地混同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
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朱德等遵照蔡锷的嘱咐，如期率领部队逐走反动军官，举行讨袁誓师大会。朱德在誓师会上发表了演说。
蔡锷到云南后，秘密派人给分驻各地的滇军将领们送去亲笔信，介绍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要他们积极作好准备，率部在二十五日和昆明同时起义แ，然后开往昆明待命出师。
一九○九年春节刚ธ刚过完，朱德告别了家里的亲人，沿南充步行到成都。
就在朱德从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辞职后不久，有一天，一封从成都发出的书信寄到他的家里，这是他原来一个同学写来的，约朱德一同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候，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ณ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立刻๑同意那个同学的要求，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家里，只是说要到成都去读书。朱德的三叔朱世和常年在外做生意，在经济上给了他一些帮助，作为路上用的旅费。
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10่迁居大湾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ว时四十多岁。（1้1）朱德在这里断断ษ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地主的种子，使他从小深深感到人世间的不平。后来，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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