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
，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
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
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ม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
没有一间教室能ม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
下斗ç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
潇洒”，他们所谓的“潇洒”大体上似乎是指离开世俗规范的一种生命自由度；二
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踩踏规
范的生命状态。敢于在稍一犹豫之后咬着牙撕碎书包里所有的课本吗？敢于嗫嚅片
刻然后学着别ี人吐出一句平日听着都会皱眉的粗话吗？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
害怕的老师头上去吗？敢于把图书馆里那些读起来半懂不懂的书统统搬到เ操场上放
一把火烧掉吗？敢于拿着一根木棍试试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吗？
说实话，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可能在心
中一闪而过，暗自调皮地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个
国家的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
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ณ扮成
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份的，昨天还和我们
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
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ๅ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
的主ว动性。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
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
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
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แ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ษ，赶不上潮流，后
来发觉已被“造反派”同学所鄙视，无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懒了。这一切当时看来
很像一回事，其实都是胡闹，几年以后老同学相见，只知一片亲热，连彼此原来是
什么派也都忘了。
记得胡闹也就是两ä三个月吧，一所学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轻人追求新奇，差
不多的事情激动过一阵也就无聊了。突然传来消息，全国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都向
青年学生开放，完全免费，随你到哪儿去都可以，到了哪儿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钱
，名之为“革命大串连”。我至今无法猜测作出这一浪漫决定的领导人当时是怎么เ
想的，好像是为“造反派”同学提供便利ำ，好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好像
又在为“保守派”同学提供机会，迫使他们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风气，转变立场。总
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
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级的，城市的，乡村的，都可以，一齐涌向交通线，哪一站上
，哪一站下，悉听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还惦念着革命，那更是毫无约束，全凭
自觉了。这样的美事，谁会不去呢？
接下来出现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
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ม开动，但
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ฐ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
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ฐ地方แ曾经如此密集地装ณ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
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着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
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
、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
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车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ต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
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
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来。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夜晚，列车启动在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