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车令响了，列车员摘下车箱号牌上车，吴迪悻悻地松开手、紧跑两步上车，旋即，站在列车员身后笑吟吟望着我。我退后几步，和方方并排站在一起。
“不干什么？”我抬头看着吴迪，装糊涂。
“这不是封建！”我们谈话常常这么结束，我讽刺挖苦她一顿，她忍泪生气而去。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吴迪的学校门口等她时，陈伟玲从校园里出来，要和我谈谈。因为陈伟玲上次给了我一个愚蠢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犯了一个本来不该犯的错误，以为她是受了韩劲之托前来说项。后来吴迪坚决地对我说，韩劲不会这样做，就象她不会这样做一样。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这就更使我当时显得傲慢粗俗，低级下流。
“车钥匙。”我把车钥匙扔给方方：“你可快去快回，别误了晚上的事。”“这种人。”方方接了车钥匙，站起来说，“放心，我不戗你。”“我才无所谓呢。”我笑着说，“你也没戏，她现在正是刀枪不入的时候。”方方走后，我和亚红她们下楼到行街小饭馆吃了点烧麦，又回到家里看电视。今晚有场亚洲杯足球赛的中国队比赛实况。皮球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滚来滚去，双方球员在屏幕上争抢，我靠着亚红斜眼看着电视。中国队一个著名中锋在中场拔脚怒射，球飞向观众台、“臭大粪。”我们齐声骂。
她不好意思地嘻嘻笑。三军仪仗队执枪走分列式，两位国家脑庄严地站在检阅台上。
“是。”吴迪笑着点头。
十五分钟后，我们换下警服带着另一个姑娘在酒吧找到亚红，一起喝了杯酒，亚红挽着方方先出去。我给总服务台的卫宁打了电话，告诉他事已办完，十七层那只野鸽让她舒舒服服睡一宿，早晨报警。我挽着另一个姑娘坦然走出饭店。方方已经把“白茹”动了，我们一上车就开走了。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象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旮旯，那种老式的tdk带子，红盒，上面有颗黑白相间的多棱宝石。你干嘛？”
“随便问问。”“你们俩是不是真好过那么一段？”片警问。
“没有。”“噢，”他颌吸烟：“算了，甭说这事了，过去就完了。”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色已晚，片警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他突然停住脚对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她死后脸上泪水还没干呢？”
门哐地关上了，我单独隔绝在这几间阴潮昏暗、悄无声息的屋子内。我走进卧室，看看那张凌乱、空荡荡的床。房间内灯泡被窗外的风吹得摇曳，人影黑黢黢地放在墙上，象是一个面目模糊，形体虚幻却紧紧相随的灵怪。我开始翻箱倒柜，直到不抱希望后，蓦地现那盘印着颗宝石的录音带就在桌上一个显然的位置。我把录音带放进我的小收录机，按下去，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出现了对话：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爱戴……”
“我……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吴小姐很激动……”
我蹲在楼角黑暗处，看到片警晃晃悠悠骑个车过。他看见黑乎乎的一团，片腿下车，犹疑地走过来，走到跟前，认清了我，大声说：“你在这儿干嘛？这么晚了想劫道呀？”
“你干嘛去？回所还是回家？”我问他。
“回所，今晚我值班。”
“到我那儿去呆会儿。”
“出了什么事了？”他看我脸色。
“没事，想找个人聊聊。”
“嘿，你倒瘾大。那就去呆会儿吧。”
我领着片警到了我家，般般勤勤地招待他。片警问我：“你怎么不睡那屋床上，倒睡这屋地上？”
“地上宽绰，在圈里睡惯了，再者说，日本人不也全睡地上。”片警被我逗乐了：“你那会儿睡地上跟日本人是一个意思吗？”我笑嘻嘻地跟他说：“我告诉你件事，吴迪自杀，不是怕折，为什么我知道。”“嘁，你又知道了。”“你们全弄拧了。”“我这人，宁吃白煮蛋，不听摆活蛋。”
“不是摆活。她呀，”我神秘地说，“是因为爱我无望。”
“嘿，瞧你那一脸光荣。”片警十分腻味地说：“合着你巴巴儿地把我请来，就为听些你这些缺德事？她怎么死的，与我无关，我得值我那班去，你呢，留神她的鬼魂吧。黑更半夜起什么腻呀。”片警拍屁股要走，我忙拉住他：“等会儿，还没说完呢，我现我有个特异功能。”
片警停住脚，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放这盘带，”我举着那盘印有宝石的录音带，“就能让时光倒流，打破三维空间，再现两年前的情景，不信你听。”我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按响，“你瞧，瞧这堵墙，看透那屋了吧？瞧瞧，吴迪又躺回那床上了吧？侧着脸，手腕上的口子翻得跟小孩嘴唇一样。瞧那一地血，粘稠的、般红的血，象龙头里汨汨流出来的水……”
片警没去看那堵墙，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打断我严厉地问：“你喝酒了？”我嘿嘿乐。他一把揪住我：“你怎么喝得烂醉，不要命了！”
“没事，就喝了一点。”我举起一只手指头。
“缸子呢？”片警松开我，转身找水缸子，去厨房接了一缸子水，含了一口。“你嘴鼓得跟猪尿泡似的。”
“噗”——片警把嘴里的水喷到我脸上。
“好点了吗？”他问。我点点头，自个儿趴在地铺上。
“你真胡闹，肝有病，还喝酒。怎么啦？”
“帮个忙行吗？”我脸色苍白地说：“让我回监狱。习惯了人挨人睡，一个人……睡不着。”
“这不可能。”他冷淡地说，关了灯走了。
我知道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有噩梦。假若那些身临其境般又极为逼真的梦中场面日一日地再现、强化，便足以使人大白天也产生带有强烈真实感的幻觉，特别是梦中的环境和气氛与现实中的环境和气氛完全一摸一稚。譬如是一间阴暗、昼夜变化不明显的屋子，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和真实存在过的一些事。那么，久而久之，神经再健全的人也没法不渐渐混淆现在的真实和过去的真实。甚至被那种幻觉深深迷住，滋生出根深蒂固的信念，内心明白又无力摆脱。我正是受到了这种盅惑。几天后，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来到我家，一进门便大吃一惊，我形容枯槁得不象样子，精神也根为萎靡颓唐。“你怎么啦？”“没事。”我竭力克制自己才没说出蠢话，让他看躺在床上的吴迪和一地鲜血。在我看来，他踩了一脚血。
“我看你不能一个人这么呆下去了。”他关切地对我说，“也许，你该找个女朋友。如果你不惹乱子，我不会找你麻烦。”
“不，”我疲惫地摇摇头说，“我得这种病就象阉了一样，早绝那份念头。再说，唾液和精液也是传染途径，不能害人。”
“你一个人，”他迟疑地说，“能行吗？你需要个人照顾。”
“无所谓，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你可别骗我。”他说，“最近西瓜上市，事儿开始多了，我也不能老来看你。有什么事你可都跟我说，能帮的我就帮你。”“……”“没事我就走了。”“别走……”
“到底怎么啦？”他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你他妈便秘啦！”“我害怕。”我一下垮了，“我不能再住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