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151+看书网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狎娼,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到“相公堂子”中寻欢。相公堂子是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的组织,但由于达官贵人中盛行狎玩相公,许多男旦有此类同性性活动,以致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娼馆,认为它同妓馆几乎一样。

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畜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相公”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再后,好事者认为“相公”之名不雅,又改为“象姑”,声音相近,而义则更切。当时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旅游指南性质的书,叫做《朝市丛载》,载有咏象姑车诗曰:“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到清末及民国初年,才有伶人出而倡议废止所谓“私寓”的制度。潘光旦先生指出,在男女伶人不许同台演出的规矩之下,男人必须演旦角,女人必须演生角,因此,伶人这一职业便成为同性恋者和易装者最好的一个出路。

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红楼梦》《金瓶梅》等,更有《品花宝鉴》一书,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的。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尤甚”。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高罗佩也注意到清代对同性恋宽容、对异性恋反而严厉的态度:“当时的社会规矩对这些关系的公开表现男人手拉手在街上走,戏剧表演中出现娈童等相当宽容,反而把异性恋严格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他的观察是引人注意的。

有人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与衰的看法与上述略有不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同性恋的存在状况是前后一致、无甚大起大落的,不能仅以古籍上对同性恋现象记载的多少来推测各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衰。我们认为,用这种观点来推测明清以前的情况大致不错;但由于明清禁女娼而使社会上层人物中同性恋活动兴盛起来倒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因此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前几千年,同性恋活动状况大致平稳,到明清达到一个小小的,而这个是由政府的禁娼规定所导致的。

由前引大量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纯爱

人总是在渴望爱情,古今中外、男女老少,概莫能外。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个人,爱情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不同。原始人的爱情大概不需要写情书,因为那时还没有文字,19世纪的人也不知道可以通过煲电话粥来卿卿我我、海誓山盟,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知道上网也可以传情达意。

在西方爱情文明的展过程中,现存最早的有关文献就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论述,他的论述被认为是一座丰碑,“柏拉图式的爱情”作为一种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东方人也将他的名字当做“精神恋爱”的代名词。

那么,究竟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呢?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而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柏拉图著书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表述说,当心灵摒绝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

在欧洲,很早就有被我们中国人称为“精神恋爱”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认为的结合是不纯洁的,是肮脏的,认为爱情和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柏拉图的爱情观让人不可思议。而有一位美国学者却对今人所理解的这种柏拉图的爱情观,提出了新的见解。美国东西部社会学会主席、《美国家庭体制》一书的作者伊拉·瑞斯irareiss经研究后认为,柏拉图推崇的精神恋爱,实际上指的是同性之间的一种爱,也就是“同性恋”!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的过程更多的是灵交、神交,而非形交。而在女性很少受教育的古希腊社会,男人很难从女人中找到精神对手。这就是柏拉图偏重男性之间的爱情的原因。柏拉图坚信“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而唯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唯有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而美国的社会学者对“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只有神交的“纯爱情”,还是虽有形交却偏重神吏的高雅爱情,也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柏拉图认为爱情能够让人得到升华。他说,对活得高尚的男人来说,指导他行为的不是血缘,不是荣誉,不是财富,而是爱情。世上再也没有一种情感像爱情那样深植人心。一个处在热恋中的人假如做出了不光彩的行为,被他的父亲、朋友或别的什么人看见,都不会像被自己的恋人看见那样,使他顿时苍白失色。

李银河

爱情,无疑是使人向善、向上的力量。

关于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同性之爱,在西方学界早有定论。福柯关于柏拉图的爱情观也有过许多论述,大意与你所说的相似。柏拉图在强调精神之爱、批评之爱时是针对古希腊成年男子与他所钟爱的少年之间的关系讲的。

那不是我们的错

不能说都是les李注:女同性恋个体的错。异性恋已经有那样悠久的“婚姻文化”、“婚姻制度”、“婚姻意识”,les有什么?尤其是在中国,不久前才从精神病人的名单里把大家剔除出来,短短几个月就能使大家从千百年来社会的偏见带来的巨大的阴影中走出来吗?在社会生活中、在人群里,我们不还是生活在阴影中吗?长期在阴影中不敢坦然展示的爱情,怎能和人家光天化日下的爱情相比呢?

同志们的爱情即使如名人张国荣,也不能用“阳光”来形容,顶多能说是“月光”下的,如水银泻地,朦朦胧胧,影影绰绰,似乎美丽,却总有些“鬼魅”,不可捉摸,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了,光和影的组合消失殆尽。

除了“婚姻文化意识”,还有客观存在的、在人群中难以辨认的“极少数”带来的心理暗示,使得大家的心难以安定。即使互相喜欢了,心就能安定了吗?能方便地生活在一起或许会安定一些,如果不在一个城市,思念带来的焦虑、担忧怎能维持长期的稳定?何况女人的性别特征本来就是情绪容易波动的,这个时候爱人却远在他乡……精神上总是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使得les的爱情常常是急风暴雨式的……

多数les都渴望安定、持久,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可是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安定吗?你能给别人安定吗?即使你安定,你能让别人不安定的心安定下来吗?

不敢细想。难过。

李银河

这位同志说得很真实。但是过于悲观了。当然,这是我国的现实造成的。在其他文化中,同性恋活得并不全是如此压抑。许多国家在最近几年陆续批准了同性婚姻法案,柏林和巴黎的广大市民刚刚选举了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为他们的市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对中国的进步怀有信心吧。

我想在这里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即同性恋在人类的经验中,不一定是个负面的东西,还有可能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同性恋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不仅正在改变异性恋的观念,而且为人类的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在当代西方,一种新的社会理论——酷儿理论queertheory——正方兴未艾。“酷儿”是音译,queer一词最初是英语人口中人对同性恋者的贬称,有“怪异”之义,后被激进理论借用来概括其理论的精华,大约是取其反叛传统标新立异之意。这个概念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

西方自196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讨论完全改变了同性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过去的观点认为,所有的非异性恋形式的性活动都是越轨的,甚至是变态的;现在的观点认为,这些行为只是获得快感的不同方式罢了,不应受歧视。近年来与同性恋现象有关的理论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从辩护姿态转变为出击姿态;从破坏旧传统转变为建设新秩序;从对少数边缘群体的研究转变为关注同性恋关系对整个人类社会展的启示。

根据酷儿理论,同性恋现象对于人类社会展的启示主要表现在对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普遍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的挑战,昭示出人类新型人际关系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酷儿理论家从对同性恋现象的观察,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带有颠覆性的问题,他们认为,同性恋现象对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作出了颇具启性的挑战:为什么一个社会必须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什么不可以有情人?为什么不可以不结婚?为什么人只能和一个人生性关系?为什么不可以有开放的性关系?为什么不可以有开放的人际关系?为什么非要孩子不可……

在阐述同性恋现象对人类社会展的启示的人们当中,福柯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指出:“我们生活于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的世界之中,体制变得相当贫困。规范着这个世界的社会和体制限制了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因为一个有丰富的人际关系的世界管理起来太过复杂……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极其稀少、极其简单、极其可怜的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世界中。当然,应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还有多少关系应当存在啊!”几千年来,人们在这些基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生活,对它们早就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设计和想象其他种类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甚至没有意识到有建立这些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些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中就有同性恋这种既不同于一夫一妻制又有感情与性的投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