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件事上来看，余秋雨未必把他的“文革”问题看得那么重，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问题本身。余秋雨之所以恼羞成怒，无非就是因为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敢对他不为尊者讳。说到底，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余秋雨的热衷于出镜，可以看出他的好名，好名者，必为名所累。余秋雨就是因为在名上这么输不起，涉及名的问题才会这么敏感，捍卫名的时候才会这么愚蠢……他以为是聪明。这是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作家共同的精神病症。这个由声闻过的“著名”作家构成的写作群落，基本上不关心自己时代的大问题，既没有自我批判的自觉，也没有批判社会的勇气。余秋雨不但热衷于出境，而且还热衷于给人颁奖，热衷于在电视媒体露脸，热衷于去喧闹的地方凑热闹，到处都是他的电视镜头，到处都有他的博客，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使他获得名望的机会。他因为对市场和体制的迎合与取媚，而成了我们这个性质暧昧的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他因为靠着名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便把它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他虚妄地高自标树，偏执地认为谁若批评他，谁就在践踏他的尊严，就在破坏他的名望，他认为那是一种犹如“权力”一样取用不竭的生存资源，谁也别想肆意破坏。
正因为把“名”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面对别人的批评，余秋雨的反应就显得庸俗而可笑。他像其他几位心胸狭窄的“著名”作家一样，把正常的批评当作谩骂，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或者索性从动机上否定自己的批评者，认为他们“想靠他出名”。面对批评的时候，余秋雨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还重要吗？同样的质疑精神为什么不用于自身呢？这是极有力量的一问。舍事诛意，穷究动机，是难免要流入人身攻击和道德毁伤一路的，也必然会把批评降低为无聊下作的侮蔑和充满敌意的羞辱，而这无论对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是有伤尊严和体面的事。
余秋雨不是文学大师，他可以称之为散文大家，可以称之为文化学者，但他绝对称不上文学大师。文学大师与散文大家是两个概念。文学包括各种体裁各种文体的艺术，它是一个庞大的概念，而散文仅仅是其中一片绿叶而已，而文学又是文化的其中一个类别。余秋雨可以说是研究文化的一个学者，他与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他，他口口声声地谈中国文化，却没有领悟到文化的精神。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文为基础的，文化体现着为人的精神。真正的文化能改变人，能从混乱中将人类拯救出来。文化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将寻常自我、普通自我或低级自我，提升为优秀自我，赋予他们以理性的人性或博大的人性。余秋雨是一个“伪人”，他误解了文化的内涵，他不是在寻找自我，而是在标榜自我，他把普通自我纯粹演变成了私欲的体现，把自己提升为圣人，而且是不容别人置疑的。他缺乏这种理性的人性和博大的人性，他已经将普通自我的，抬高到了普遍的、哲理性的、了不起的高度。我对余秋雨鄙夷不屑的缘故就是，他俨然是一个披着文化外套，涂抹着文化口红招摇在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一个伪伟人。
余秋雨好高骛远地玩味中国文化，却无一精通，他没有一部可以为中国文化起到“奠基石”作用的专著，那些闲散的游记式散文，虽然有知识有文化底蕴，但也不能评价为是经典，中国的经典著作屈指可数，除了古人留下的一些经典著作之外，中国自近代、现代到当代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真正能评定为经典的著作。余秋雨只是“五四”以后在中国文化陷入贫瘠时玩弄起文化的幸运者。余秋雨的“作品”，只要一出笼，立即就会有一些“批评家”肉麻而不着边际地吹捧它，明明这部作品的语很成问题，可偏偏就有人敢说他的语如何如何成功，是对汉语写作的语层面的贡献；明明这部作品思想苍白、趣味低下，可偏偏就有人要说它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内心痛苦的精神历程；明明这部作品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可偏偏就有人要附和作者改造读者的奇谈怪论，说是只要耐心一些是不难读懂的；明明这部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乏善可陈，可偏偏就有人要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向世人宣布：这是一部大作品，是要流传下去的，而把任何对这部作品的道德谴责和伦理批判，都当做落井下石的可耻行为。当然作为回报，余秋雨也会按照商业时代的互利原则来吹捧批评家，总之，批评家与作家的这种性合谋，不仅使得缺乏制约的消极写作呈现出疯狂泛滥之势，而且还严重地败坏着文学批评的声誉和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