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趁大个子去指挥脚伕接担子的空儿，小声对长袍说：“你敢刺毛，我就咬定你是，你跟新四军一起，在我瓜棚吃瓜的。”
“看顺风不顺风呢。”
“大嫂，”穿长袍的轻轻地问，“一个人赶路啊？”
“混蛋！”匪连长着着实实打了小高一个耳光，对大个子说，“解开绳子，两条道随他拣！”原来抢的东西很多，要回去孝敬上级，匪军找来扁担，打了几副挑担，抓了几个民伕来挑运。匪连长叫人把他的小包袱也拿来放在担子旁，对小高说：
连长说：“那是扫清射界，没办法！”
小高说：“不知道。”
匪连长说：“先打两枪报个信！”
官司打完，她病了一场，留下了胃疼的病根，一点点积蓄也花光了。她想换一下环境，搭上一个以淘金为目的的流动剧团，离开了上海。
俞洁的父亲，是上海广东帮中有实力的资本家。母亲是原配夫人，生过两个孩子，都是没有继承财产权利的姑娘。偏偏两个姨太太都生了儿子。母亲既受不了眼前的冷落，又恐惧丈夫去世后不堪设想的晚年，得了精神病。大姐十几岁上被迫嫁了出去，给一个更大的资本家做儿媳，早早生下两个女儿后，完全重复了母亲的道路，成了那一家多余的人。
俞洁说：“把你们掌柜的请来。”
九
忆严问二嫚：“你还想再找个人不呢？”
“老东西，这回你得说实话了吧，鸡是给谁炖的？吃鸡的人呢？”
老人只好把鸡又端回锅里，把个草墩往墙根拉拉，陪着忆严又闲谈起来。他说，二嫚那个养父，也叫人吗？孩子叫了你一顿爹，怎么能干出这样丧人伦的事来？孩子当初是卖到我家的，我不点头，他根本没权利往回领。可我心疼这孩子，心想年轻轻的，叫她再找个主过日子吧。我一个钱没往回要，就把婚书给他了。临走还把二嫚的箱子、行李，全让他带了去。
挑水的妇女显然感到身后有人行动，不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待到看清周忆严，失口叫了声：“俺的娘！”就把扁担水桶放到了地上。忆严一见，忙说：“别怕，你挑你的水去！”可那妇女直接走到忆严面前说：“大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看我是谁？”
“天天在这儿看瓜？”
俞洁说她脚被干泥拿得难受，必须出去洗一下。小高告诉她，南边有一片苧麻地，凡种麻的地方都有水坑。俞洁走后，她又把火挑旺，拿过军装来接着烤，烤着烤着她就又前仰后合起来。一阵生烟把她呛醒，军装袖子已烧掉了小半个。她赶紧扔在地上拿脚踩灭，一看草铺还空着。时间已经过去好大一会儿了，俞洁还没回来，一定是又犯了胃病，赶紧钻出窝棚去找她。走出窝棚，她举起胳膊先伸个懒腰，胳膊还没落下来，就听东边有人喊：“小孩，过来！”
小高说：“算了吧，你一个人怎么走？碰上点什么况，你连个手榴弹也不会扔。有我们在，绝不叫你单独去冒险。”
她们摸到一棵树下，三个挤在一起，背靠着树站下来。刚站下不一会儿，俞洁就含含糊糊地呻吟两声，两腿弯了下去。小高叫她一声，她打个寒战又挺立起来说：“我睡着了！”
俞洁把琴收下后，心里仍不安定。在艺术的竞赛场上，亲姐妹相遇也是当仁不让的。在旧剧团里，谁要主动向你让步，那就要当心背后有什么鬼！革命部队里当然不会这样，可她不相信这是出于周忆严自己的本意。可能是从表演效果出，团部动员她把琴让出来。为了保全她的面子，又说成她自己的请求。谁担保周忆严今后不会找碴报复呢？
日本投降后，高柿儿已是有了四年军龄的排级干部。组织上送高柿儿进学校，可她在那里上课打盹，下课跟些男孩一起调皮捣蛋。学校跟她原单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来，编在军区机关的教导队里。教导队是些受训的干部，除去出操、听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文件。一到自学时间，她就混到一群小号兵、小通信员群里去摸鱼、掏雀、撵兔子。领导上和同班的大姐们正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文工团来挑小演员，一下选中了她，简直是两厢愿，教导队高高兴兴把她打了出来。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我们就是一身军装一身便衣。”
“还非要哭丧个脸呀？我不会。”
秀儿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祸。可她明明记得自己是什么亲人都没有的，她又惊又怕，浑身哆嗦起来。这时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来找她了，他看了这暗黑潮湿的下房，抚摸着秀儿瘦苦伶仃的肩膀，眼圈红了，哽咽着说：“孩子，外婆找了你许多年了。”这神、这声音，是秀儿从父亲死后再没有见到和听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当人了。尽管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扑上去抱住他呜咽大哭。
“不是你连西边没有我们的部队了吗？”
“做梦也没想到你来！”孙震摸着胡子说，“知道你来我刮刮胡子！”
“你看看，婚书我都赎回来了。”
“那生活一定很有趣吧？”
“这敌占区的老百姓一点觉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