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了多少次决心，但一到对着妻的面时我就张不开嘴了。我知道她爱我，我提出离婚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不忍说出口。我绞尽了脑汁想找一个既不使她痛苦又能达到离婚目的的办法。我找机会说些别人离婚的故事，称赞那些人做得干脆。又偷偷地把两人的衣服分开箱子，暗示她。我已下决心要离开她，但天晓得，当她真的懂得了我的用意，脸色变得那么悲哀和可怕时，我又慌了，又拼命安慰她，不叫她多心，说我这一切行动全是无意的。结果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更紧张，更痛苦了，我连夜地失眠，她明显地瘦了下去。我痛骂自己这种倒楣的“善良”，却又下不了狠心。
戴上绒帽的第006章上开始……”
说完，电话里没有人回答，我奇怪了，问道：“怎么回事，你走了么？”
正巧，这个星期六我们机关有舞会，我把爱人约来了。我们坐在大厅角上，觉着背后有人嘁嘁喳喳地连笑带议论，回头一看，正是加丽亚。她见我看她，便索性大声道：“我正议论你呢！”甩甩头，走过来向我眼说：“可以介绍一下吗？”
车子过了西郊公园，猛然转了个弯，她撞到我身上了。重新坐好后，她向我点点头说：“对不起。”
前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到二工地上做技术员。头一天进工地，我就出了个娄子——坐火车没有要报销单据。我懊丧极了，心想会计员一定不肯给我报，就是给报，也要狠狠地批评我一顿。我噘着嘴进了会计室。
显然，加丽亚也猜到了这一点，她瞅瞅我，嘴角轻轻一弯，像嘲笑我，又像嘲笑她自己。
我俩各想着心事，顺着海边的笔杨走了半天。她轻轻叹口气说：“在咱们这儿做人真难，尤其是姑娘！”她皱起眉来，但那声调却一点也没有伤心的意味，反倒像有点得意地说，“长得漂亮点又成了罪过了，人们围你，追你，你心肠好点，和他们亲热些，人们说你感廉价！你不理他，他闹绪了，又说不负责任！难道，这一切都能怨我吗？”
我说：“有些话，只当听不见算了！”
“我也有缺点，有点温主义，喜欢和男孩子们玩玩，可是，难道这样就非逼我嫁一个人才行吗？谁爱出嫁谁出嫁好了，何必管我！”
我笑一笑。
她看看我，小声说：“他们还说我破坏了你们夫妻关系……”
我紧张起来，忙说：“这是哪里的话！”
“我只是把你当作哥哥的，并没有想别的，你如果因为这受到旁人批评，尽可以不理我！”
“加丽亚，我又没惹你……”
我心中顿然一悟，啊，女孩子常常要说和自己心相反的话：她怕你和她分开，就故意说愿和你分开，她心里真爱你，又怎么好直说出来呢？特别在这众目所视的况下……
“唉！”她手里拿着个树枝，拍打着自己的裤子说，“最苦闷的，莫过于没人理解你了。”
“加丽亚，”我捏住她的手，低声说，“相信我，我理解你。”
我们挨得紧紧地站着，有好几次我想吻她，但终于克制住了。站了好久，才往回走。想到立刻要去见科长，我一步比一步走得慢。
科长坐在办公室的沙上，见我进来，将身子一挪，便招呼我坐下。
“上次叫你考虑一下自己在设计作风上的变化，你考虑了没有？”
“想……想是想了，还没想仔细。”
“怎么想的？孤立的，就设计思想考虑设计思想？”
我含糊地应了声。
“那样考虑不出名堂来！”他昂起头，自语地说。他思考了一下，直爽地问道：“你谈谈，最近一个时期，在你心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什么问题？”
“生活问题！”我也坦白地说，“和爱人相处得不好。”
“为什么相处得不好？”
我把我的况和想法大概和他谈了一下。
他沉默了许久，叹口气：“有些人说‘爱问题是生活琐事’，我倒不是这样看法，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最能考验一个人的阶级意识，道德品质！”
接着他详细地给我讲了一段从前他自己想离婚而又没有离成的故事。抗战前他在家里结的婚，两人感一直很好，胜利以后他进了城市，接触了好多知识分子，便产生了要和自己老婆离婚的念头，经过几次请求，领导上批准他回家去办理手续了。在回家坐的火车上他碰见有一孕妇要生产，当时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忙起来了，有人解开行李撕被单给小孩作尿布，有人从这车厢跑到那车厢来回地找大夫，列车长额上挂满了汗珠，就像那个生产的人是他的女人一样。这一切使老科长有了很多感触，他一边思索着一边和我说：“当时我就想，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所追求的道德精神，不就是要这样地关心别人，关心集体么？对别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互相都把对方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说穿了，精神不就是这么个内核么？我在离婚这件事上，为我爱人着想了多少？她等待我好多年，今天把丈夫等来了，却是来和她离婚的，不难想象，她的思想，她的精神要生什么样的变化呀？……还有比否定自己整个儿的精神品质更严重的悲剧么！就算离婚后我能找到一个漂亮的、合意的新爱人，它能弥补我这终身不能挽回的损失不能？在尖锐的斗争中，自己向自己低了头，以后再说自己是真正愿做个真实的者，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