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先驱者”的悲哀也在这里。茨威格曾经这样评论尼采：“英雄的用武之地没有天空，伟大的演出没有观众，思想的寂寞出最吓人的呼喊，四周却是一片沉寂，永远的沉寂。这是尼采的悲哀，同时也是先驱者的悲哀！”。狂人的这种以真和善为基石所构筑神性价值夙愿，注定也要面临这样的悲哀处境。
不能死，要活下去
在一个技术主义蔓延的时代，在一个神袛消失、信仰湮灭的时代，在一个历经纯粹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又转而为实利、金钱和欲望统治的年代，一个个体乃至一个民族应如何重建它的心灵支点和精神家园？应该如何找寻它生存的终极意义和哲学彼岸？这是每一个面对灵魂写作、面对经典写作和精英写作者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和文学担当。
当极端和个别成为特定社会的某种普遍时，是我们病了，还是我们的时代病了？
宁芩和狂人缺少什么？缺少爱与希望！
西罗马著名诗人、哲学家鲍尓蒂面临着和宁芩一样的处境：即如何从经验存在的有限性和偶然性进入到验的无限性和恒然性，如何由自然的存在上溯到神性的存在。通过一系列的追问，鲍尓蒂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经验世界的一切都没有真实的依据。人的理性的渴念总是期望部分地获得部分事物，于是对整体的事物不感兴趣。实际上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去沉思使每件事物都陷入混乱秩序的世界。甚至人类是否具有健全的心智使得善恶判断从不失误，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也是经验世界的一个因素和部分。人并不是完善的，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完善。只有上帝才是纯粹的完善。
鲍尓蒂就此否定了尘世的国家﹑现实的历史他和宁芩一样因此而烦恼和现世的幸福。找到了真实的绝对价值，那就是上帝的神性的爱，它是幸福之源，只有通过神性的爱，人才有可能拥有幸福。同时人必须通过神性而拥有神性，因此人必须祈告上帝的救恩。只有上帝天生自足地具有完满的神性。鲍尓蒂心中的悲哀、困惑、绝望一扫而光。爱以神圣的契约使人结合，爱不仅统治着苍天和大地，也统治着人的心灵。还有什么可哀怨愤懑呢？
说到作家的精神突围，有必要谈一下当代著名的先锋作家北村，因为他和宁芩曾经面临着同样的精神困境，且已经摆脱了精神困境。笔者认为，这对宁芩来说，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
一度“先锋”的作家北村，在写出了大量的先锋的小说后，开始对其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母题：逃亡、归乡，鼓噪、迷津等提出质疑——安置灵魂的国度在哪里？他在《我与文学的冲突》中痛苦地写道：“我的写作跟不上我的思想。”。他扪心自问：我到底写什么？我凭什么写这些？我这样写有什么意义？
经过两年的蛰伏，在对终极意义的观照和表达上，北村构筑了自己的神圣殿堂，以基督教构建了自己的信仰之维和爱之维。基督教之于北村，不仅止于某种特定的生存体验和观照方式，而更多是一种终极的神性关怀，一种带有终极意味和越性及普泛性的精神抽象和价值沉吟，它贯穿于北村为文和为人的始终，是一种升腾于语言之上和存在之上的诗意笼罩。那就是，人只能在人生瞬息万变中期待永恒不变的救赎之爱，否则，在生命的终结处命运留下的只能是永远伴随人类的死亡。因为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没有永恒性可言。它们在瞬间之内就能把一个人化为虚无。只有爱才能战胜死亡。人不应该抱怨命运，因为命运本来就无心给人福袛。现世事物的本质就是残害，它们从来不顺从人，也绝不保持恒久。
面对残害，面对命运的不顺从，北村的小说中的人物在经过罪与罚、得与失、迷与乱皈依了基督，自我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人”们毅然返回苦难的深渊，流着眼泪亲吻受难的大地，用爱普渡众生。而宁芩的狂人内心中只有恨，他为天道哭泣，恨这个世界的污浊与黑暗，恨人们的愚昧无知，恨正义真理之火脆弱与微弱，在极端绝望中向这个世界开战。狂人成了尼采的人意志与鲁迅的“一个也不能饶恕”的绝望心态的代言体，用堂。吉诃德式方式妄图摧毁“妖魔的老巢！妖魔的大本营！”，以此来建立一个充满着道德、正义、公理、良知的“新天国”。他认为，只有那里才有爱和希望！
不能说他在“新天国”建立之前是完全绝望的，他也曾经希望寄托在孩童身上，他认为：
尤其是那些小屁股，他们的心灵还没有遭到这世俗的污染，他们愿意听真话，愿意听振聋聩的话。他们现在停留在那里，随时准备再听到我从心灵深处出的呐喊。9
他所组成的向黑暗开战的队伍，也是有这些“小屁孩”组成的。问题的关键是，即使退一万步讲，他的这场战争即使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并建立了自己的“新天国”，那么“新天国”一定是一个充满道德、正义、公理、良知的“新天国”吗？不然到了今天为什么共产主义仍然是传说中的“乌托邦”？远离了神性观照下的人本主义的极度膨胀的无助的绝望的战斗只会摧毁神性，而不可能建构神性，只能使希望更增添了一份绝望。宁芩不会不明白，这场喧哗与骚动，只能是痴人说梦。
当战斗最终以失败告终，当狂人被绑到了电椅上，随着“女妖精”按住了电钮，“什么也不知道”的狂人的希望成了最后的绝望。
所谓拯救，并不是祈求一个来世的天国，而是怀着深挚的爱心在世界中受苦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