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开工啦！”门口有人喊。
“尤佰这小子又来了。”张伟笑着用手朝门口指了指，说，“放心，秦书记不会赶尽杀绝的，总得留条路给人活啊！哥儿几个都知道你的为人，实在不行就做点小生意，开家小饭店啊之类的。我们会去照顾你的生意的。”说着，他挤了挤眼睛，吸完最后一口烟，吐口烟圈，然后灭掉烟头，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审讯室。
审讯室里摆设很简单，一张木桌，一只木椅和一只用来铐住犯罪嫌疑人的长木椅。桌子上放着笔和纸。墙上贴了几个红底黑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仿佛无形中给了民警们滥用刑罚的权力。
一个年轻的警察押着一个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走进来。那年轻警察就是他说的尤佰。
“又是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张伟问。
“你问他吧？交给你了。”尤佰说着，将那犯罪嫌疑人铐在长木椅的扶手上，然后走出去，用力地关上审讯室的门。
由于上了点年纪，张伟现在已经不外出办案了，当然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闲着。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记录由其他警察带回来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当然，当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犯罪时，平日在同事面前和蔼可亲的他可以顷刻间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与一分钟之前判若两人。于是，便诞生了所谓的“严刑逼供”。
严刑逼供在某个社会阶段以及某些现实背景下并不是一种不可取的审讯方式。在考察取证颇为困难的时候，拳头便代替了证据，也提高了破案的效率。我们知道，许多惯犯便是在拳头和铁棍下屈打成招，交待出更多犯罪事实。两只拳头和一根铁棍破的案，如果在当时做个统计，甚至可能过整个县城公安局、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破案的总数。
张伟是读过一些书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个法盲。多年来，他坚持一个信仰，那就是每一个被民警带进派出所的人都是有罪的，包括他自己办案时也是这样。他似乎想判每一个人的罪，大概判的罪越多就越能够在上级面前体现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相信自己的直觉甚于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按照他的说法，“老子闻得出他身上有罪犯的味道。”只要落到他手里的人，很难洗脱自己的罪名。因此，乡里有个脑子聪明却不务正业的小青年送给他一个绰号：警犬。这个绰号很快便在那些小青年、小混混中间流传开来。
此外，某些人每天都有一定的情绪需要泄。如果不泄，他们便会觉得生活不那么完美，体内的荷尔蒙便会失调，精神便会空虚。因此，就算没有机会泄，也要寻找机会。张伟可以说是这么一个人，即使罪犯供认不讳，也免不了吃他几个耳光，做为犯罪的惩罚。
“犯了什么罪？”
那犯罪嫌疑人低着头，没有吭声。
一记响亮的耳光。
“犯了什么罪？”
那犯罪嫌疑人还是低着头，没有吭声。
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考验我的耐心是吧，犯了什么罪？”
“没犯罪。”
“没犯罪带你到这里来？”
“是没犯罪啊！”
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犯罪嫌疑人忽然抬起头，嘴角流出一条血丝，原本苍白的脸上留下几个鲜红的手印，眼中怒火直冒，直盯着他。
他这么一看，张伟反而不打了，也许的确有些心虚。
“还要我再问一遍是吗？”
“几个朋友到我那里打牌。”
“聚众赌博啊！”
“打着玩的。”
“打着玩的把你抓过来？”
“是打着玩的。”
“还有哪些人？”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抓就抓，问这么多干嘛？说了也是死，不说也是死。不说我还死得光荣些。”
“他妈的，你还知道讲义气？为什么要赌博，不知道做点正经事？”
“家里的地都被征用了，没什么事做。”
“没事做不会找事做吗？”
“找不到。县长都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去了。”
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妈的，我最听不惯别人说秦书记的坏话。看你那样子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子闻都闻得出来。罚一百块。”
在当时，一百块几乎可以说是一笔巨款。
“我都说了不是赌博，再说，我哪有钱罚？”
“不罚是吧，那就蹲两个月。”
审讯结束了，张伟把那犯罪嫌疑人留在审讯室，独自走了出来。大概刚才打人时用力过猛，他活动了一下筋骨，捏了几下拳头，很快便恢复了。
他走进刘大山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