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现在已经好多了，不是吗？你也猜测到我其实并不比你的任何一位病人严重，否则你说话的时候不会如此平静。你的担忧是对的，我的确有令人恐惧的一面，不过这可能需要到你的诊所以后才能详谈。”
“这是肯定的，记忆只能由失忆者自己找回来，医生是帮不上任何忙的。他们一定还推测了他恢复记忆所用的时间，是一到十年不等吧！”我说。
在她单独来我诊所的前一天，他来了。他给我述说了整个故事的经过，情节大概是这样的：
我在自己的回忆中做着最大的努力，与此同时那些工作人员也在做着最后一次的阻止。他们和每一位水利专家一样深谙治水的道理，不会一味地疏，那样河流就会干涸，生产生活的过程就会缺水，也不会一味地堵，那样河床就会被抬高，决堤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刚开始，我以为他们对我采用的仍是催眠的那一套，一直等到我闭上眼睛，催眠医生也没有说一句话。而之后，我感觉到有两个人向我靠近，有一个人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一霎那的时间里我的脑袋被架空了，而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沙发上睡了四五个小时了。
我坐在一间办公室里，那间屋子的陈设很简单，一面墙壁被书架挡着，对面是一面很大的镜子贴在墙壁上，而中间是一张干净的桌子，桌子上的陈设很整齐，左手边是几个文件夹，右手边是笔和纸，中间平摊着一本古书，好像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本。不过当时因为保护得好，书还没有破损得那么严重。而我坐在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已经抵住了与门相对的那面墙，而我好像正在思考什么东西。不过那张老旧的椅子总会发出一些显示自己苍老的声音来打扰我的思考，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当时我还没把它扔掉呢？突然一个人敲响了那个房间的门，接着便进来了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子，她似乎和早上给我送饭的那位工作人员很像。不过她从我对面一路走来，丝毫没有一点脾气很坏的样子。她轻声细语地跟我说有客人拜访，然后我便合上书，把书放进了一个精致的木盒中跟着她出去了。
“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他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家就这样了。那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一天，就像将一滴水汇入一条河中那样毫不惹眼。我也向他的同事打听过，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天他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他像平常一样，’他的一位同事是这样强调地。”她回答说。
我没办法马上给她任何结论，我需要知道她是否向我隐瞒了什么，或者是一些她并不认为是重要的事情，而这些疑问我的助手来了以后就会有结果。
我让她先稍等一会，暗示掌灯人站在我的身边看她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当然会伴有端茶倒水这样的理由存在着。他理解我的意思，他能读懂我的心思，当然他也能读懂她的。
我们就这样沉默了五分钟，而掌灯人丝毫没有任何发现。我既为他的读心术失灵感到高兴，同时也有一点点失落，因为对于这个病例的解决我还无从下手。
“我还不能完全确定他是如何造成这种情况的，不过按照一般原则，一定有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发生了转变。”我说，顺便打断了长时间的沉默。
“您一定是对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之前在家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丝毫不像现在这样。”她说。
“那么他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说。
“这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同事说他很正常，所以我就没多问。我会再向他的同事讨教的，不过您真的认为这对治疗有帮助吗？”她说。
“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眼下我也别无他法，只能把这当做一次机会了。”我说
“那我赶快去打听你需要了解的事情，也许这种尝试的机会会举不胜举的。”她说。
她说完之后，我们对视着。她低下了头，而我也尴尬的笑了笑。
她离开后，我又考虑这件事，觉得事情的蹊跷之处应该在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两个方面，也许是一种双重角色或者多重角色的混乱。虽然交谈中我已经这样判断了，可是自己还是犹豫了，一半是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另一半是觉得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够。算了，事情的解决反正已经朝向那个方向，接下来就敬候佳音等待结果吧！她会给我带来希望的，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我心里暗暗的想。当我走到窗口，在转头的时候，看见掌灯人在一个开着缝的门口偷偷注视着我，我们对视不到一秒钟他就逃走了。他的目的是在窥探我的心思，还是学习我的能力，我真希望两者都不是，否则的话我的灵魂和事业都无容身之地了。
第二天一早，那位女士就来到了我的诊所等待。当她见到我的时候，眼睛中充满了敬仰之情。未及我说出属于医生的一套措辞，她已经迫不及待的夸赞我了。
她说：“先生，您真是料事如神，我的丈夫果然早就有问题了。”
面对如此激动的她，如果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还以为她是为了丈夫早已出现的精神问题而喝彩。不过我没有乱想太久，而是马上就回到了正题上。我问：“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早有征兆？”
她回答说：“是的，他上班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在同学朋友面前又是别的样子。总之，他扮演多少种身份，就有多少种角色。可是……”她停顿了，一下子接受它们需要很长时间，同样说出来也并不简单。
“可是他现在让所有角色的表现统一了，成了一种类似机器的角色行为。”我用对待病人家属的口吻跟她说，并没有带着任何的惊讶之情。
“是的，他太精密了，像是一块机械表。我希望他能够回到从前，让我们继续像家人一样生活。如果他恢复不了正常……”她哭着说。
“恢复正常？你觉得什么样是正常的，随时随地披上各种各样的面具？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再正常不过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多重身份变成一种角色，同样把所有的角色都表现为一种行为。他再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伪装，就这样一种处事原则多好。”我说。
她似乎并不认同我的话，认为我只是在胡扯，或者认为我是为自己的无能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她一声不吭地低头坐在那里，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我等了好一会儿，她也没有把话说出口，所以我揣测是不是她想把自己丈夫的角色表现换成对待家人的那种。因为人们愿意留下的最后一张面具一定是留给最亲的人的，可是这位病人的家属似乎不大愿意接受。
我说：“你是不是希望你丈夫的角色表现改变，变成一种父母心中的好儿子、你心中的好丈夫、儿女心中的好爸爸形象。”
她说：“如果可以变成那样自然是最好，可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最后的选择是做一个像机械一样的人，而不是在家里的那种角色。”
她似乎想知道她丈夫改变的原因，但真相很多时候都是伤人的。或者不是真相伤人，是造成真相结果出现的一些事情伤人，这件事就有一个被伤害的人，但不是病人的家属，而是病人自己。我想明白地告诉她，但为了了结这件事，我还是决定保密。我说：“如果可以治愈丈夫的问题，就让他单独来我的诊所吧！至于你的问题，如果我将他治好了，他自然会跟你说的。”
她走后，我想知道自己做的有没有错，就去问了掌灯人。可是他不赞成我做的，如果我不告诉病人的家属，她就一直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如果让病人自己告诉家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如今这样，要么一家人其乐融融，要么一家人分崩离析。我仔细推敲了掌灯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我只保护了其中一方的人，虽然这一方的人多，但也只是权衡利弊，而不是不遗余力。于是，我又联系了病人的家属，让他们在病人离开以后全部都到诊所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