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小彭为她撑开工作服，半蹲在楼顶边沿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其实在受威胁。他的身体不在掩体后了，暴露给了偶然发射的冷枪。因此工事里背着脸、闭着眼的人们就会哑声催促他：“彭主任！危险！快回来！”
小彭咬着牙说：“这帮狗日的劫了武装部的军火库还是咋的？弹药这么足？”
他的话变得特别多，没有一句见水平，说他如何老远看见她，觉着眼熟。又不敢认。好像瘦了，其他没变……都是些家属水平的话。
张俭一回头，全楼的人都到场了。丫头还没咋的，已经要受公审了。他看见小环的话把多鹤也给招惹出来了，脸色白晃晃地看看他又看看那个军官。
小彭和工人们握手，真成司令了。他穿着半新的卡其工作服。是蓝色地那种，腰比较紧，有点像军装。盛夏的厂房就像炼钢炉本身，小彭还一丝不苟戴着头盔。他说大家辛苦了，革命最可靠的阶级是工人阶级。他说他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慰问大家，但还是要表示一点心意。这时他走到一边，拖过来一个移动冰棍箱，从里面拿出一个大保温瓶。他走到一个个工人面前。递给每人两个牛奶冰棍。
现在写信给姐姐是两个弟弟最乐意干的事。他俩一连追问了姐姐几次，为什么很久不给家里写信。信终于来了，夹在一本语录里。一般丫头给家里寄三块两块的钞票，就装在语录的塑料封套里寄过来，让给看着钱特安全似的。她说能否请妈妈给她买几尺农民自织的土布，做一件衬衫。丫头的这个请求非常古怪，但小环还是照办了。又过一阵。她又要一双农家自制地土布鞋，明确说不要母亲和小姨做的那种城市人穿的，要地地道道土布做的。丫头越来越古怪，全家都猜不出她的意思，只有大孩懂得姐姐：穿农民做的鞋是不忘我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和小米加步枪的伟大传统。虽然大孩在外面腼腆得令人作痛，他在家一向头头是道，连二孩有时都给他镇住了。
阳台上两个人没有听见，肩并肩还在跟对面楼上的熟人耍嘴玩，说着笑着。
小环坐在肮脏的地上，两手高高举起，重重拍下，哭喊着。她的哭喊跟她的婆婆、母亲一模一样，却谁也没惊动。这个火车站中转南来北往的火车，什么样的哭喊都很寻常。
将来要多鹤就范，不从就把她送进劳改营的。也是那个附体在小石身上的陌生人。
张俭坐在床沿上，两只踩着机油血污地翻毛皮鞋一只压着一只。多鹤记得她为他脱鞋时，他浑身一纵，好像突然发现有人偷袭他的一双脚似的。多鹤跪在地上，仔细地解着被血弄成了死结的鞋带子。
“咳。我是那人吗？”小石愤怒地说。
多鹤跟大孩二孩低声说了一句什么。男孩子们欢呼了一声，又去跟丫头嘀咕，丫头也欢呼起来。十五岁的丫头，已经胸是胸屁股是屁股，疯起来却只有六七岁。他们嘀咕的那句话里的日本词，就是红豆沙糯米团子。多鹤昨夜忙了几个小时，蒸了两屉团子。砂糖吃不起，多鹤用了些古巴糖和糖精片做豆沙馅。每个人咬到团子上她都紧张，然后代团子抱歉，说：“不好，甜一些就好了。”
小彭想，她想什么呢？想避而不答就完事？我能那么轻易让她过关？
“我这狗是二郎神的狗。”
“你给我补一补吧。”
多鹤吃力地理解着小石的话，漏掉半句。听懂半句，又有半句意思迟到。还没等多鹤学会玩牌，孩子们放学了。初一学生丫头跟着二年级学生大孩二孩跑进来。多鹤赶紧起身，对两个客人鞠躬告辞，要他们继续玩。同时对孩子们说：“洗手！”
小环一下子站住了，两行泪飞快地落在二孩脸上。死瞪着的眼睛有了活气。
“赶明儿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一个南方女人说。“我有个表弟在南京化工学院，三十好几，一表人材，就是有点秃顶。等到三十几。就要找个像多鹤这样斯文漂亮，又白又嫩的。”
就是说，心变了？
“那你就别闭试试。”说着他手里的铁块照着手电的光源投过去。
张俭把布景摆置一番，铺开他的工作服。他的手缺乏准确和效率，动作又快又傻。就是傻子高兴过度的动作。和多鹤头一个晚上的圆房他也没有这么紧张过。那晚上太黑了，太黑不好，眼睛要很久才能看见人和物的影子。那次不是完全黑暗的，有一点光亮从后窗外进来。
两人越是对视，越是贪婪。他们把五分钟的路走成了二十分钟。路上碰到一个卖白兰花的老太太，张俭掏出五分钱。买了一束，让多鹤挂在衬衫纽扣上。他对自己的异常行为毫不惊奇，好像他生来就是会跟女人风花雪月的公子哥儿。他要到他的心有空闲分析他这些行为时，才会吃惊。现在他的心忙坏了，忙着接受多鹤每一瞥风情十足的目光，忙着以他温存的目光或者悄悄捏一把她的手或腰或肩来回报她的风情。男女之间可干的事真多。何止那一桩事呢？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悄悄地捏一捏她的手心，让他心尖肝尖都酥麻了。那手心真软真嫩，像一切被偷盗来的东西那样难以言喻的美妙，比他和她例行公事地躺成一并排，他触摸她的女性基本点要多了。
“三孩，在肚子里！”她被冻得半透明的红鼻子起着细密的皱纹，那种稚气的笑容又回来了。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一个多月前，她从江边礁石攀上来，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开一条路，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她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她走熟了，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她突然明白张俭把她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为了什么——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小环上去踢踢张俭的屁股，要他马上去烧洗澡水。等张俭把一大锅水烧开，端进厕所，一块块地捞尿布，小环的烟枪嗓音还在絮叨：“他还在厂里当小组长呢！管二十多号爷们哪！他管仨孩子一大人都数不清人口！”
“我不去派出所！”
他们坐在石凳上吃多鹤临时捏的几个饭团，每个饭团心子是一块酱萝卜。
多鹤也看着他，似乎同样地蒙昧、无邪。
第二个孩子是自己出来的。多鹤只是轻轻托住他的头和肩，他熟门熟路地就出来了。
疼痛再一次发作。她叫了一声。山坡下已经有灯光了。她又叫一声。她叫叫心里好受些。一叫就顺应了疼痛的劲道。她自己不是很清楚她在叫什么。
张俭站起身：“别扯了，睡觉。”
县民政局的干部同志说张家从此是光荣烈属。每月可以得到政府一笔钱，过年还有大油大肉，八月节发月饼，十月国庆发大米。县里其他烈属都按同样政策优待。
“小环你有没有不闹的时候？”二孩嘴不动地呵斥她。
“二河？”
每回二孩去多鹤那儿过夜，丫头就由小环带着睡。丫头咳一夜，小环就醒一夜。她醒着又不敢抽烟，夜变得很苦很长。小环其实岁数不小了，二十七岁，不再是动不动“不过了，另嫁一个汉子去”的年龄。她有时候梳头从梳妆匣的小镜子里看自己，觉得那里头的圆脸女子还是受看的。有时听人夸奖“小环穿什么衣裳都好看”，或者“小环怎么总是十七八的小腰啊”，她就有点骨头发轻，觉得张家真惹急她，她还真敢一咬牙“不过了”。小环长着美人颈、流水肩，十指如葱白，长长的黄鼠狼腰是这一带人最艳羡的。小环的脸不是上乘的美人脸，但看顺了也风流。每到她头脑一热，对自己相貌的估价又会夸大，真觉得她能把她跟张二孩这一局牌洗了，再和另一个汉子开一局新牌。自从多鹤被买来，她常常这样想。
“好听！怎么不好听？”张站长说，“跟张良俭就差一个字。”
小日本婆看着小环，若不懂小环的话，小环的厉害是看不出的。
二孩记得最清的是小环的血。小环的血被一盆一盆端出来，县城医院的老大夫穿的戴的也都是小环的血。他两只血手张着，问张家老两口和小环的男人张二孩：留大人留孩子得给他一句话。二孩说“留大人。”二孩爸妈一声不吱。老大夫却不走，看了二孩一眼，低声告诉他，就是保住小环一条命以后也生不下孩子了，部件全坏了。二孩妈这时说：“那就留孩子吧。”二孩冲着正要进去的医生后背喊：“留大人！把小环留下！”医生转过身，让他们一家子先把皮扯完。张站长再一次代表张家宣布：母子二人若只能保住一条命的话，就保住张家的孙子。二孩一把揪住医生的脖领：“你听谁的？！我是孩子他爸，是朱小环的当家的！”
张站长叫儿子别怕，他会和老伴一块去小环家求和。小环生不出孩子了，她不敢怎么样。过两年二孩就接替老子，又是一个张站长，小环腾出空马上有黄花大闺女顶上。
二孩根本听不见她。母亲这才推开门。她儿子不搭腔她是习惯的，但是往儿子屋里看了一眼，也明白事情麻烦了。她和二孩爹的意思已经跟小环说了又说：只是买个日本婆来生孩子，生完了就打发她走。
“所以你所标榜的工人阶级出身是冒牌的！”
“旧满洲的铁路工人有几千，你都说他们是冒牌工人阶级？”张俭发现自己原来十分伶牙俐齿，一下子把该说的说了，免得说慢了叫他住嘴。
“可以这么说吧。”他倒不急眼，挺高兴有个吵嘴扯皮的对象。“那李玉和呢？”
“谁？”
“《红灯记》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啊。”
“他是地下员。地下员不一样，国民党高官里还有地下员呢。”
张俭又沉默了，看来他要从张站长那一代的开始否定他张俭。这很有可能，他也许会追认张站长为日本走狗。
“你们搬到了安平镇之后。和日本人有没有密切来往？”
“没有。”
“我可以马上指出你在撒谎。”
张俭想，果然是业余地。
“你父亲在抗战以后窝藏在家里的女人竹内多鹤是不是日本人？她在你家一藏二十多年，和你们的关系算不算密切？”
“她当时只有十六岁……”
“只需要回答‘是’或‘否’！我再问你一次，你们家窝藏的这个女人是不是日本人？是不是？！”
“是。”
“她在这二十多年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对中国人有害的事情？”
“她没有干过任何有害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隐瞒她的身份？我们在东北调查过，确实有一些农民救了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结婚生孩子。不过他们没有隐瞒真相。当年东北解放的时候，就有肃清、惩处汉奸和日本间谍地组织。他们都在那里备了案。只有极个别地人没有备案。不备案。只能说明居心不良。你为什么把这个竹内多鹤带到鞍山。又带到这里。一直隐瞒她地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