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鹤拉着眼看就要上手拍打警察的小环艰难地走开了。

她说了句什么。

“只有小石和张师傅看见。大夜班人本来就不多。”保卫干事说。

“先吃一会儿再说吧。”小环说。

收音机里地歌把所有人唱起来了。孩子们穿着衬衣就跑到阳台上。捧一把雪回屋。捏成球,在屋里相互扔。然后又出来捧雪。小环叫喊着:不穿棉衣不准到阳台上!

外面天将黑,毛毛雨的秋天傍晚是很俗套的情侣气象。小彭领着多鹤穿过毛毛雨,来到他的宿舍。他现在住地是双人宿舍,室友正在走廊上用一个小煤油炉烧小灶,一看见小彭领个女人来,连忙说他一会儿去他的四川同乡屋里聚餐。

“那你要多少?”

多鹤不时看看他,笑一笑,她地寡言也是可爱的,一般女人到了三十来岁怎么都有那么多话?终于,多鹤说话了。

多鹤看他洗牌。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该洗该熨的衣服也都洗熨了,到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她犹豫着坐下来。摸牌地时候,小彭的手总是擦着她的手而过。小彭会飞快地看看她。小石不是讲话就是哼歌,要不就是自吹自擂他的牌有多么好,要让小彭输成光屁股。

快走到她家楼下了,多鹤见一大群人从楼梯口涌出来。老远就听到小环的烟油嗓音:“谁给借辆车去?”

家属们愣了一下。她们跟这个朱多鹤就是处不热乎,处着处着哪儿就不透气了,憋在那儿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不要体面,丢人现眼,散尽德性。她对他疼得还不够爱得还不足?他们背着她干这样的事,把她当个外人瞒着。到底瞒了她多久?

“不闭你敢怎么样?”

他骑车把她带进了厂里的俱乐部。他已经情胆包天了。俱乐部九点放头一场日场电影。他们各种幽会都体验过,唯独没进过电影院。他不顾她对广播里电影里的中国话基本不懂,像全中国所有搞对象或搞腐化的人那样,坚持请她看电影。他也像所有看电影的情侣那样,买了两瓶汽水一包蜜枣一包瓜子。

看着看着,他的心又是那样,打了个秋千,只不过他不再像上次那样惶恐。上次他惶恐得竟想把她丢弃掉。那的确是畜牲干的事。他不愿想那畜牲该如何治罪,现在的好时光千载难逢。

不知怎么,张俭已经将她抱在怀里。小环说得对,这是最好的讲和。多鹤的委屈总爆发了,他一抱,她就哭成一个无声的泪人。小环说,你要她,比什么都能安慰她。他一连几次地要她。小环多不容易,一人带三个孩子出去,就为了让他俩能过几个钟头的小日子。不能负了小环的苦心。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多鹤躺在床上,听这个出门挣钱养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门口,铝饭盒轻轻响了一下。大概是他摸黑出门撞着门框了,这声音使睡眠晕晕地袭上来。

多鹤抄起地上的锅铲朝张俭砍去,张俭一佝身,锅铲砍在了墙上。这时要跟他你死我活的不是多鹤,是代浪村人。他们那特有的地狱一样的怒气,恰恰产生于长时间的沉默和平静。代浪村人在多鹤身上附了体,锅铲成了她挥舞的武士刀。

“穿上鞋,跟我走。”

吃了早饭,多鹤咿咿呀呀唱着日本语的儿歌,把大孩二孩绑在前胸后背,一手拉着丫头。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四个人要出门。去哪里?去公园。认识路吗?不认识,丫头认识。

“你不要教孩子日本话。”张俭向多鹤转过脸。

小脑袋一点点脱离了多鹤,在她手心里了,然后是小肩膀、胳膊、腿、脚。小环进一口气,用她包了金的牙咬断脐带。小东西的哭声在山野里吹起小喇叭。

张俭从鞍山到了这座新的钢铁城市,给调到了刚成立的钢厂,几个月的训练学习结束,他已经是吊车手。这些消息多鹤是听他跟小环说的。多鹤总是把每次听到的话记在脑子里,有空时再从记忆里翻出,慢慢拼凑出意思。这时张俭会在哪里找她?他知道她从没出过家门,哪里也没去过。

张俭问她是否有打算,她一埋脸,腮上的酒窝深成了一个洞。她说这还不好打算?把多鹤关家里,她腰里掖个枕头到处逛。多鹤呆呆地看着桌面。

这时二孩妈的理解力终于从一大堆新词里挣扎出来。大孩死了,死在朝鲜,他们老两口得了个“光荣”,他的寡妇、孩子得了一笔钱。二孩妈哭不出来,当着一个满口南方话的陌生政府干部她放不开一她哭是要拍腿叫喊的。另外,大孩十五岁跑出去,她那时候早就哭过他,哭完就没抱什么指望还能活着见到他。

解放军们把张站长家当成最可靠的群众基础。他们向张站长讲解了他是个什么阶级——是个叫做“主人公”的无产阶级。所以他们先从张站长家开始了解附近村子的情况,谁家通匪,谁家称霸,谁家在日伪时期得过势。张站长跟二孩妈和二孩嘀咕,说这不成了嚼老婆舌头了?他觉得什么都能没有,就不能没有人缘。对这些村子的老乡们,得罪一个就得罪一串,祖祖辈辈的,谁和谁都沾亲带故。因此张站长常常躲出去,让二孩妈和二孩都别多话。

二孩一使劲,狠狠地抽回自己的手。还没开始的事,已经没劲去办了。他跳下炕,摸起衣服、裤子,又踢又打地穿上。多鹤跪在炕上,黑黝黝一个影子都充满失望。

这天晚上,小环见二孩打了一大桶水在屋里擦洗,皮都给搓红了。每回他这样没命地擦洗,小环就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二孩不愿意脏着上日本婆的炕。春美过了一周岁,已经给她喂羊奶煮的小米粥了。多鹤该是怀第二胎的时候了。小环抽着烟,瞅着他哧哧直乐。

“不好听。”二孩娘说。

二孩傍晚回到家,什么线索都没找着。张站长去了保安团,找到了另外十来个日本婆的下落。有两个给卖到附近村子里,张站长到村里探访,发现那两个日本婆嫁的虽是穷光棍,但好歹过成了两口子,肚子也大起来了。看来她们和张家逃走的小日本婆没什么串通。

小环的脾气突然变好是她掉了孩子之后。七个月大的胎儿竟有一岁孩子那么大,那么全乎。二孩对这件事从头到尾的经过几乎没什么记忆,只听母亲和亲戚朋友们一遍一遍地回述:小环如何遇上四个日本兵,如何跟女朋友们跑散,如何爬上一头在路边吃草的耕牛,牛又如何载她和日本兵赛跑。最后也不知该把账算在日本兵身上还是那头牛身上:牛跑着跑着拿起大顶来,把小环甩了丈把高,又扔了丈把远——小环提前临盆了。

“不吃干粮能饱?”母亲太高兴了,显然忘了她刚才的提醒,“你就让她吃一口,喝一口水就行了。”

母亲说:“你俩过来呀!”她倒是喜洋洋的。

“要不你睡大屋,跟俩儿子睡,我出来打地铺?”张俭说。他那笑让人看看就累死了。眉毛顶起一大摞皱纹。两个嘴角一边堆出两条刀刻般的褶子。

多鹤咬咬嘴唇。心是软了软,但她想再等等。等他拉着小环来,正经八百地跟她讲和。

“让你倔!你跟洋灰地倔死你去!”小环说。把她自己床上的棉褥子抽下来,拿到过道里。小环和人打架吵架惯了,记仇是记不过来的。她对刚吵过打过地人往往最亲最甜,“也这么驴?冻死你!”她给多鹤铺好地铺,手这里拍拍、那里拍拍。

多鹤不吭气,也不动,等她走了,两腿一曲,跪在地上。把刚铺平整的褥子一五一十地卷好,又抱回小环床上。她可不要稀里糊涂的和解。

“瞧她,不是母驴是啥?”小环跟张俭咬耳朵。

多鹤知道他们咬耳朵说的是什么。

冬天来了,多鹤自己搬进了小屋,把被子放在大孩二孩中间。两个进入变声期的男孩瓮声瓮气地说:“小姨来了,爸该走了,要不哪儿睡得下?”

跟孩子们睡一个屋,她马上就习惯了,常常一个腋窝夹一个男孩的脸,讲他们之间才能懂的话。这种语言他们上了小学就很少讲了,是他们的乳语,但两句一讲,他们马上又记起来。他们可以讲很多话,中文、日文加婴孩、毛孩地语言,现在他们俩的词汇量大了,就把成人的词也加进来。这是极其秘密的语言,把这家里的其他成年人都排斥在外。他们用这种话讲天讲地,大孩讲他的篮球中锋梦,二孩讲他的黑子,有时两人也讲到外面世界有了一种叫红卫兵的人,把市委省委都翻了个底朝天,把省长市长都绑到大街上。

三人睡一张大床,多鹤睡在最外面,大个子地大孩睡中间,二孩地位置靠窗,窗外是黑子的窝。有时多鹤在孩子们睡熟之后还能听到隔壁地谈话声。小环的烟油嗓音咯咯笑,张俭偶尔也说个把话。你们笑去吧,说去吧,她多鹤不再酸楚了。

偶尔两次,她醒来,发现大孩钻进了她的被窝,睡在她怀里。她把他连推带抱搁回去。大孩的身体很好看,肌肉已经起来了,多鹤不能想象这么大个男孩是从自己身体里出来的。

不久学校停课了。大孩二孩这天上午回到家,说要出去“串联”。“串”什么?就是“革命大串联”啊,这都不懂?听着不像啥好事,不准去。妈真落后!哦,才知道啊?落后好几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