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俭的目光越来越重，撑不住了，落在一双没有系鞋带的鞋上。慢慢地，又落在他扣错了的纽扣上。只有在小环面前，他才觉得自己狼狈。他把眼睛抬起。
张俭的脑子转得飞快：前台放电影的声音并没有断，一般情况下电影院不会轻易断了一场电影来处理他们这类事，这意味着接下去的一场场电影时间全乱套。电影院不会干这种傻赔钱的事。尽管观众们或许不在乎停下电影看一场捉奸的好戏。他觉得多鹤在怀里缩成又小又紧的一团，一只手冰凉地抓住他的肩头，微微哆嗦。
这天丫头没有上学，因为种牛痘有点反应。小环把大孩二孩交给丫头看，拉着多鹤去逛街。多鹤和张俭上午要接头，因为他是八点钟下大夜班。多鹤现在撒谎撒得很漂亮，说丫头不舒服，怎么放心她看两个弟弟。
他把花生米包在手绢里，也不管手绢马上就五香起来，骑上车，正要蹬，又跳下来。长长的自由市场在一个芦席搭成的拱形棚里，他在尽里头，往外看，入口处一片拱形的雨后夕阳，又明亮又柔嫩的光线里刚走过一个熟悉的身影。张俭心里从来没有戏文似的酸话，这时也禁不住了。那个身影真美。他又骑上车，晃悠着出了席棚，跟在那个身影后面。渐渐近了，渐渐成了肩并肩。他侧过脸，她一惊，随后马上笑起来。
多鹤打开纸袋，里面有两块包着晶莹彩色玻璃纸的糖果。她看见那又长又粗的手指缩回去，捏成拳，恨它犯贱似的。他把手缩回的瞬间，多鹤正巧从炉子上拿起烙铁，似乎烫着了。她一下子撂下烙铁，上去捧住他的手。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小环只是哧哧地笑，不理他的分辩。
多鹤一面打一面哭嚎，声音里夹着日本字。张俭和小环认为那一定是日本脏字。其实多鹤只是说：差一点，差一点！她差一点回不来了。差一点从扒的运西瓜火车上滚下来。差一点拉肚子憋不住拉在裙子上。差一点，就让张俭的谋害成功了。
“组长有多少事？告不了假！”
这个家到处可见多鹤不吭不哈的顽固：擦得青蓝溜光的水泥地，熨得笔挺的衣服，三个孩子不论男女一模一样的发式，一尘不染的鞋袜。
小彭和小石发现张家小姨子从不上桌，她带着三个孩子在小屋吃他们自己的。一次大屋里的人吃乐呵了，说把双胞胎小子抱过来玩玩。张俭高起嗓门，半醉地叫丫头把大孩二孩抱过来。过了几分钟，丫头的童花头出现在门缝里，说：“爸，我小姨说，我会把弟弟摔着，要抱你自己去。”
多鹤哪里还像个人？整个山坡成了她的产椅，她半坐半躺，一手抓紧一棵松树，狂乱的头发披了一身，大大张开的两腿正对着山下：冒烟的高炉，过往的火车，火红的一片天，那是钢厂正在出钢。多鹤不时朝山下拱一拱，大肚子顶起，放下。那个黑发小脑袋对准山下无数灯火，任这两个女人怎样瞎使劲也不出来。
铃木医生也是从小火车上走下来的。铃木医生戴雪白手套、漆黑礼帽，穿藏蓝洋服，走起路来，手杖迈一步，腿迈两步，两条腿和一根手杖谁也不碍谁的事，把村里的乡间小路都走成了东京、大阪的华灯大街。不久她就知道铃木医生连同手杖一共有四条腿——他的左膝下面接了一条机器腿。铃木医生因为要支配那么多腿才从前线退了下来。多鹤相信东京、大阪一定美好，因为铃木医生就那么美好。全村的女孩子都这么看铃木医生：即便打仗打掉一条腿还是那么美好。在代浪村最后的日子里，铃木医生的真腿、假腿、手杖急得走乱了，他一家家鼓动，要人们跟着他乘小火车离开，经过釜山搭船回日本。他说苏联人突然和英、美站到了一起，从背后的西伯利亚扫荡过来。所有人跟他来到盐屯车站，却看着火车把怒发冲冠的铃木医生带走了。多鹤觉得铃木医生最后的那瞥目光是落在自己脸上。多鹤相信有些神秘的铃木医生能把别人心思看得一清二楚。他应该知道多鹤多么想跟他走。
“噢。”张俭说，眼睛大大地睁开了。真是块好田，旱涝保收！
夏天的一个上午，从麦子地中间那条宽宽的土路上来了一辆摩托车，旁边挎斗里坐的人像个政府干部。摩托车驾着大团尘雾来到张家门口，问张至礼同志家是否在这里。
“日伪时期这儿的小孩都得上学吧？”戴指导员问二孩道。
父母白白养活了大孩一场。为父母在大孩身上操的心，流的泪，他也不准自己喜欢上这小日本婆儿。
“听着怎么有一点儿东洋味？原先我认识一个日本女教书先生，叫吉美。”
直到端午节这天，小环才第一次正式看见孩子。
只有一次例外。那次他作践她耗尽了体力，本来想从她身上移开，马上跳下炕，但他忽然想歇歇，就在她身上喘口气。他感到她一只手上来了，搭在他背上，轻轻地摸了摸。那只手又软又胆小。他想起头一次见她时，他看见她那双孩子气的手，手指不长。他更没有力气了。
“我不能看你们这样欺负小环！”二孩说着，慢慢松开绑腿。
张站长也低下嗓音说：“外面人要问，就说是买回来给咱们做饭的。”
张站长家的骡车停在小学校对面的驿站，这时骡子已经给喂饱了水和料。他们把口袋搁平整，口袋里是个活物肯定没错，虽然她一动不动，但你是能感觉到。二孩怕累着骡子，让父母和口袋坐车，自己溜达着把车赶上路。雪片稠密起来，一片片也有了分量，直接给一股劲道从天扯到地。学校到小火车站有三里路，其中有不少是张家的庄稼地。
多鹤总是看着他。他从来是装糊涂，假装没看懂她目光里有那么多话：你打算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你爱我吗？你把我的心领出去，你倒回来了，可我的心野了。这么小的地方关不住它了！
他再也不给她约会的暗示。她跟他打暗号，他也装看不见。她打暗号是要他跟她面对面地给她一句明白话：厂里究竟把他怎样了？小环是不是知道了？他们从此就这样，回到半生不熟、不明不白地关系里去？
这个春天来得早，矿石场四周都绿了。多鹤坐在一大群吵闹地家属中间，听她们给她保媒，听她们向她打听保养皮肤的秘密。多鹤总是在她们地话讲完半天，才大致明白她们在讲什么。等她大致明白某个女人在讲脸上搽的粉时，那女人已经上来了。等她明白那女人往她跟前走是什么意思时。已经晚了，那女人伸了一根手指在她脸上抹了一下，然后看看自己指尖。多鹤这才明白，一帮女人打赌，说朱多鹤搽了粉。所以伸手抹一下，看看能不能抹下一点白。
多鹤愣愣地看着这一群三十多岁的女人。
家属们都斥责那个伸手的女人。不是真斥责，护短地玩笑地说她见人老实就动手动脚！
那女人说：“哎哟，好嫩哟！不信你们都来摸摸朱多鹤的脸皮子！”
女人们问多鹤能不能摸。多鹤正在想。她们不会那么过分吧？女人们一人一只手已经上来了。多鹤看着她们一张张嘴都在说话，说的是好话。多鹤自己也摸了一下被她们摸过的地方。等多鹤走开，家属说朱多鹤就是不对劲，问她的脸让不让摸，她站得毕恭毕敬地让你摸。
多鹤头一个爬上回家属区地卡车。刚才家属们的举动让她更觉得孤独。她戴着跟她们一样的草帽——年的风吹日晒，和她们一模一样的破旧；穿着跟她们一模一样地帆布工作服——都是丈夫们淘汰的，因此全都又肥又大，但她们永远从她身上看出异样来。
卡车开动了。每一个沟坎卡车都把她和所有女人抛到一块。挤得亲密无间，但她感到她们的身体对于她的抵触。在和张俭相爱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她要融入一个中国人地社会，要中国人把她作为同类来认识。她甚至没有觉得孤独过。她有她的孩子：她为自己生养出来的一个个亲骨血——那些身上有一半竹内家血脉的亲骨血。她曾经想，只要他们围绕着她，就是代浪村围绕着她。但是这些都变了。她一生相托地爱上了张俭，似乎他是不是她孩子的父亲，已无关紧要。已文不对题。要紧的是，她在这块异国国土上。性命攸关地爱上了这个异国男子。两年多时间，她和他私奔过多少次？她再也回不到原地了。她秘密建立起的代浪村毁了。是她自己毁的。因为她渴望这块生养张俭地国度接纳她，把她不加取舍地融进去。因为致命地爱上了张俭，她才不加取舍地接受了他的祖国。
卡车上所有家属们又在咯咯地笑。她错过了她们讲的笑话。她永远融不进她们。
张俭对她突然暴发又突然泯灭的爱使她成了个最孤单的人。卡车停下来，家属们一窝蜂地下车，一个拉一个，先下车的在车下接着，对后下车的喊：跳啊，有我呢！多鹤慢慢往卡车后面挪动。她急什么？再也没有那个用火烧火燎的亲吻等待她地张俭了。多鹤最后一个下车时，其他家属们都走远了。
多鹤走上大坡，却没有拐上通往自家楼梯口地小路。她顺着大坡一直往上走，身后自行车的铃声渐渐听不见了。迎面来地是越来越密的狗尾草，再往前，松树来了，慢慢就有了松树特有的香气，随着在脚下陡峭起来的山坡，松树香气越来越潮湿，阴凉。石头上，苔藓灰一层、绿一层、白一层。小火车拖着呜呜长声，响在她的背后。石头的苔藓、小火车的长鸣、松树的香气，还要更多的东西把她带回到十多年前、回到不复存在的代浪村吗？不，这些就够了。铃木医生被小火车带来，又被小火车带走。他在火车站上跟上千人暴跳，一条机器腿和一条好腿以及一根手杖大闹别扭，吱嘎吱嘎的脚步声磨痛了少女多鹤的神经。铃木医生从来没有那么恶的样子。他凶神恶煞地预言，这列小火车可能是他们逃生的最后机会，错过它，他们就把自己留给了苏联大兵和中国人，他们就会为战争抵命抵债。他们这些日本垦荒人上了政府的当，开垦的哪里是荒地？政府把中国人好端端的肥田蛮不讲理地说成荒地，分派给他们开垦。十六岁的竹内多鹤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唯一一个想跟随铃木医生跳上小火车的人。她倒并没有看清绝境，她只想让一向温文尔雅的铃木医生消消气，让他觉着费了那么多口舌至少没有白费，还是有个叫竹内多鹤的无关紧要的小姑娘愿意跟他上火车。她还想让他看到。她不在那面无表情、被他骂成蠢人的村民们之列。她已经把母亲和弟妹拉到了车门口，母亲转过头来，突然发觉一直在拉她、把她拉出了村邻群落的那只手竟是女儿多鹤的。母亲大大地抡了一记胳膊。这时她和母亲以及弟妹的位置已经有了高低：她的脚站在车门踏梯上，还有一尺远就是铃木医生的机器腿。刹那间她想到了很多。她不知自己怎么从踏梯上下来的。火车开走后她才有空来理顺自己刹那间想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