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俭有两个年轻的工友，是和他一块儿从鞍山来的。二十岁的那个姓彭，二十四岁的那个姓石。组里一共三个从鞍山来的，马上就跟从上海来的、武汉来的开始了对台戏。小彭头回上张家是双胞胎满月不久，他要让张俭给他的入团申请书查查错字。门一开他站在门口不动了，问张俭他们家铺的是什么地面。告诉他跟别人家一样的水泥地，他说不可能。他蹲下去，用手指搓搓地面，说真光溜啊，跟玉似的。再看看他自己的手指，一点灰尘也没沾。他看看张家门口的一排鞋，又看看张家人脚上雪白的布袜子，自己却穿着一双油污的翻毛皮鞋走进来。第二次他是跟小石一块来的，两人做了准备，换上了一双破洞最少没有过分臭味的袜子。
“成母野猫了！把崽儿下在这儿……”小环上去拉扯至少有一千斤重的多鹤。最近她饭量大得不成话，连丫头都得省一口给她。
世上没有多鹤的亲人了。她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给自己制造亲人。她每次怀孕都悄悄给死去的父母跪拜，她肚子里又有了一个亲骨肉在长大。
多鹤生儿子是小环做的接生。多鹤坐月子也是小环的看护。她管儿子叫“二孩”，不看僧面看佛面，对多鹤也亲热许多。儿子满月不久死了，她让多鹤赶紧再生一个，再生一个小“二孩”才能把全家每个人心上那个血洞给堵上。不然一个多月大的小二孩一走，每人心上都缺了块肉。
二孩妈果真把张清扫险些哭死。她把她缝的一堆小帽子小鞋子拿出来，拿出一样，哭一大阵。哭二孩苦命，哭她和老伴苦命，哭小环苦命，哭小日本该天杀，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追她的儿媳，把她的大孙子追掉了。哭着哭着，哭到大孩身上。大孩死没良心，十五岁从家跑了，不知跑哪儿做匪做盗去了。
来串门的解放军看见正拿着木棍抽打棉被的多鹤，问她在干什么。只要天好，多鹤天天把每张炕上的棉被搭到院子里的绳上抽打。晚上睡觉，张站长舒服得直傻笑，跟二孩妈说：“多鹤又把棉被打肿了。”
这种混乱在夜里变成她越来越大胆的手。竟然发展到他忍无可忍的程度。一夜，她的手抓住他的手，搁在她细嫩得有点湿涩的肚皮上。他的手还在犹豫要不要摆脱开，她的手已经把他的手按在她圆乎乎的胸上。他动也不敢动。假如他抽手，等于骂她下贱不要脸，不抽手她会以为他喜欢上她了。小环搁在那儿，他怎么能喜欢上她？
二孩还是随她的便，爱说什么说什么。
一天上午，出了雨后特有的那种大太阳。小环像往日一样十点多钟起床，坐在炕上抽第一袋烟。院子里的木屐声从北屋一直响到锅炉房，然后又好大一会儿没有动静。家里只有多鹤和小环，算上刚满月的闺女是两个半女人。小环穿上衣服，披了一块披肩，仔细地梳着头发。然后她走到院子里，抽下披肩，把碎头发和头皮屑抖下去。这时她听见锅炉房有人哼小调。日本小调。她凑到锅炉房的窗子上，看见里面雪白的热气蒸腾着一大一小两团粉红的。用来做澡盆的竟是那口日本行军铝锅，是日本投降之后扔在火车站的。铝锅够深，却不宽大，多鹤在盆上架了个凳子，让长条凳横跨在两边盆沿上。她抱着孩子坐在凳子上，从锅里舀水给孩子和她自己洗澡。她举着葫芦瓢，把水浇在自己的左肩或者右肩上。水大概有些烫，每一瓢水淋下去，她都小小地、快活地打一个挺，那小调也冒一个尖声，像是小女孩被挠了痒痒，笑岔了音。热水经过了她的身体，调合了她的体温，才落到孩子身上，于是水一点也不让孩子怕。孩子当然不会怕，孩子在她母亲肚子里的一包热水里泡了十个月呢。十点多的太阳还在东边，拆去烟囱的墙留了个圆窟窿，从那里进来的太阳落在地上，亮晃晃的，成了个地上的月亮。孩子贴在母亲胸口上，安详极了。多鹤的身子胀鼓鼓的，不仅是两个让奶汁灌得要爆开，她整个身子都圆圆饱饱，灌满奶汁，一碰就要流出来似的。这样的母子图世世代代有多少？泥捏的、面塑的、瓷烧的……
二孩凶起一张脸，对她说：“你闭嘴吧。下雪天的，冻死了人咋办？！”
二孩看着父亲。
“花那钱干什么？说不定是残废！”
张站长坚持要中间的那个口袋，保安团的班长叮嘱他们不准当众打开口袋，验货私下里验去。不然一见里头的日本婆子，不管她是俊是丑，都会弄得他们下面的买卖不好做。“七块大洋，不瘸不瞎就行了。”班长数着张站长的大洋时说。
他就那么站着，站在她一双黑眼睛前，让自己的念头吓一跳：我会娶她？！我是喜爱她的？！
吃了早饭，多鹤咿咿呀呀唱着日本语的儿歌，把大孩二孩绑在前胸后背，一手拉着丫头。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四个人要出门。去哪里？去公园。认识路吗？不认识，丫头认识。
张俭站起来，一边往赤膊的身体上套衬衫。多鹤看着他，脸上的笑容不敢浮上来，但是现在突然就浮了上来。她跑回自己小屋，张俭听见她开木箱。过一会儿箱子盖“啪”地合上。多鹤穿着一条花连衣裙出来，又戴了一顶花布遮阳帽，背着一个带荷叶边的花布坤包。她在三十多平米的单元里小跑，步子很快却不利索。
这是多鹤第一次正式出门，何况是跟张俭带着三个孩子出门，她穿戴起所有的家当。
在走廊上打牌下棋的邻居们看着钢厂吊车手张师傅一前一后绑着两个孩子，他小姨子一身花地拉着一身花的七岁女孩小跑，手里一把油纸伞举在张师傅头顶，为他和两个儿子挡太阳。
人们想这么个家庭队伍哪里不对劲？但懒得去想清楚，很快又回到他们的棋盘、牌桌上。
张俭带着女人孩子乘一站火车，来到长江边。他听厂里人说这里是一个有名的古迹，周末到处是南京、上海来的游客，小吃店排很长的队，露天茶摊子上都得等座位。
他们坐在石凳上吃多鹤临时捏的几个饭团，每个饭团心子是一块酱萝卜。
多鹤颠三倒四地讲着她的中国话，有时张俭不懂，丫头就做翻译。下午天气闷热，他们走到一个竹林里，张俭铺开自己的外衣，把孩子们搁上去。多鹤不舍得把时间花在歇脚上，说要下到江水里的岩石上去。张俭一个盹醒来，太阳西沉了，多鹤仍没有回来。他把大孩二孩绑上，拉着丫头走出竹林。
诗圣庙前围着许多人看盆景展览，张俭挤进去，却不见多鹤的影子。他心里骂骂咧咧：从来没出过门，她还自不量力地瞎凑热闹。这时他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一个花乎乎的身影：多鹤焦急得脸也走了样，东张西望，脚步更不利索。
不知怎样一来，张俭避过了她的目光。他的心打雷似的，吵得他耳朵嗡嗡响，听不见自己心里绝望的责问：你在干啥？！你疯了？！你真像当年说的那样，想把这个女人丢了吗？他也听不见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正是好时机，千载难逢，是她自找的！
他把孩子们领到一个小饭馆，一摸口袋，坏了，他把身上唯一的一张五块钱给了多鹤，怕她万一会有花销。原来他是有预谋的：给她五块钱可以给自己买几分钟的良心安稳，至少她几天里饿不死。原来他早上出门时就有预谋：没有带她去她原先想去的公园，而带她来了这个山高水险的地方。他在看见她喂奶，手碰到她奶头，他的心忽然荡起秋千的那一刻就有了预谋……他有吗？
天暗下来，一场好雨来了。小馆子的老板娘十分厚道，一杯杯给他和孩子们倒开水。丫头问了一百次不止：小姨哪儿去了？
张俭把孩子们交代给老板娘，跑到雨里。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上山，不久他又沿着路跑回来。小路挂在山边，通到江里。江水一个一个漩涡，一旦落进去它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张俭哭起来。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他没有哭过，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他哭多鹤从不出门，从未花过一毛钱，第一次出门，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就被人丢了。她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她能让人家不把她当个傻子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人家会听懂她那一口音调古怪、乱七八糟的话吗？她不会告诉人们她是日本人的，她晓得利害。她真晓得吗？张俭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大孩二孩半岁，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毕竟是孩子，忘得快。但愿他也忘得快些，等水泥地不再干净得发蓝，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褶痕，他就能把多鹤忘得淡一些。
他浑身发抖，就像给自己的眼泪泡透了。江和天相衔接之处，有船只在“呜呜”地拉笛。他的脸突然跌落到膝头上，哭得胸腔里空空地响。有什么办法能忘掉多鹤最后给他的一张笑脸？她听说他要带她出门，回去更衣梳头，还偷偷在脸上扑了孩子们的痱子粉。她最后一个笑颜是花的：痱子粉让汗水给冲开，又混进了尘土。
张俭回到那家小饭馆时，天色已经晚了，饭馆开始供应晚饭，丫头坐在一张长凳上，大孩二孩躺在四张长凳拼起的床上，睡着了。老板娘说丫头把泡烂的馒头喂给了弟弟，自己吃了一个冷饭团子。
“我小姨呢？”丫头劈头就问。
“小姨先回家了。”他说。头发上的水珠冰冷地顺着太阳穴流下来。
“为什么？”
“她……肚子痛。”
“为什么……为什么？”
张俭拿出了老伎俩：根本听不见丫头的话。吃饭的客人里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已经和小姑娘谈了话，知道他们姓什么，住哪个区、哪个楼。张俭一边把儿子们绑在身上，一面向陌生的中年人和老板娘道谢。
“我小姨的呢？”丫头问。
他看着女儿。得要多久，丫头的语言里才没有多鹤的话语、口气？
“我小姨呢？”丫头比划着那把油纸伞。
他带着伞出去，怎么会淋得透湿回来？他花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追究了。
“我小姨是坐‘气下’回家的吗？”
到了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丫头这样问他。不用猜，是火车的意思。他要售票员行行好，把他的工作证扣下，先卖给他一张票，等他寄了钱再来赎工作证。售票员看看他和三个孩子，惨状和诚实一目了然。他把他们直接领进售票房，让他们等九点那班慢车。
火车上还很热闹。游玩了一天，又下馆子吃了长江水产的大城市人在火车上又摆开茶水席，吃此地特产的豆腐干。慢车的终点站是南京，广播里播放着上海滑稽戏，讲一个志愿军回家相亲的事。听懂的旅客就一阵一阵哄笑。两个男孩睡得香甜，丫头脸转向窗外，看着自己投在黑暗玻璃上的面影。或许她在看那上面投射的父亲的侧影。张俭坐在她对面，怀里抱着二孩，一只脚伸在对面座椅上，挡住躺在椅子上的大孩。二孩大孩长得一模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张俭对二孩有些偏心。
“爸爸，我小姨是坐‘气下’(日语：kishya，火车)回家的吗？”
“嗯。”
丫头已经问了不下十遍。过了几分钟，丫头又开口了：“爸爸，今晚我和小姨睡。”
张俭听不见她了。几分钟之后，张俭感觉眼泪又蓄上来，他赶紧给自己打个岔，对丫头笑了笑。
“丫头，爸和妈还有小姨，你和谁最好？”
丫头瞪着黑黑的眼珠看着他。丫头是聪明的，觉得长辈们说这类话是设陷阱，怎么回答都免不了掉进去。丫头的不回答反而出卖了她自己：假如她对小环和张俭心更重些，她会不忌讳地说出来。她偏偏更爱小姨多鹤。张俭想，丫头对这个身份模糊、地位奇怪的小姨的感情是她自己也测不透的。
“小姨坐‘气下’回家了。”丫头看着父亲说。眼睛和他的一模一样，而这时却睁得很大，让张俭看到他自己若好奇或者怀疑或者恐惧的神色。
“‘气下’叫火车。”张俭说。
丫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她在学校左一个“气下”右一个“气下”，太可怕了。但丫头拒绝他的教诲，过一会儿又说：“‘气下’到咱家，小姨不认识咱家的楼。”
“‘气下’是火车！会说中国话不会？！”张俭的嗓门突然压过了滑稽戏演员的调笑，把四周嚼豆腐干的游客全吼乖了，静静听张俭说，“火——车！什么姥姥的‘气下’？火车！给我念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