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晩疯狂地跳“蹦四”,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件织一半儿的黑色毛背心。

“当着你爱人的面,这事不好说,所以约你出来跟你商量,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最近我们手头较紧,所以……所以我们想……”

我和王林都属于比较随遇而安的那种人,忘了对方的生日是常有的事,“结婚纪念日”早就不记得是哪一天了。“结婚照”是去年才去补照的,兴冲冲地比划了半天,结果取像那天人家说“照坏了”,坏了就算了,绝对不肯再受一次罪了,那堆鱼网王林语穿上脫下有多麻烦呀。照像退还的钱像是白给的,我俩立刻就近找了一家馆子开始点菜,边吃边说,婚姻还是吃到肚子里比较安全。

“那还要他干嘛?不如休了他算了!”

第八节每天一个新太太下

“想得倒美,不是真换,是换汤不换药。”我竭力给这个没有想象力的人解释着,“就是让你的妻子今天扮成海盗,明天扮成女奴,后天……”丈夫已经不见了,剩我一个人对着那本书咯咯地笑,想想自己每天穿一身黄不溜秋的军服在丈夫眼前晃来晃去,还不让人厌死啊。好在我跟他“官儿”一般大,扛一样的肩章戴一样的领花,不然见了面还得报告敬礼什么的,多麻烦呀。

后来我们揣着存折兴冲冲地去吃了一顿“牛肉烧烤”。王林尝了尝味道说:“嗯,比你烧的‘排骨鱼’好吃多了。”

痴心地去爱一个人,痴心地去爱文学,我想做的,只是这两件事。每天晩上,洗完了袜子写完了文章,伸出十指想一想,我总算对得起这双漂亮的手了。

伸出十指,纤纤如玉。这是我的骄傲。女人总有一两样可以骄傲的地方,而我的骄傲就在我这双玉手上。

就在王燕王锋准备去“紫竹院街道”办理离婚手续的那个正午,我收到了一个淡蓝色的信封。来不及拆开来看,便急急地问王燕:“好好的,怎么就离了呢?”“好听的都说完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见了面跟仇人似的,没劲透了!”

“赶快把这丫头嫁掉吧,不然咱家就要被她吃穷了。”这天王林煮了一锅红烧肉。煮红烧肉是他的“强项”,记得我们新婚第一顿吃的就是他煮的肉。那肉好吃得油汤一下子就滴在了我洁白的婚纱上,拿了两块毛巾来擦都没擦掉,丈夫温存地揽过我说:“没关系,反正以后不会再穿它了。”我觉得眼窝一热,眼泪就掉下来了。新郎说你是后悔嫁给我了呢还是因为头一回吃肉?

“二奶奶!二奶奶!我给你送饺子来了!”我用力拍着她家的,边拍边喊。她家小阿姨来开门的时候,面色灰白,说二奶奶已经送医院抢救去了。我说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她说唉,人老了嘛。

“可不可以问一句你去哪里?”我不得不问。

“现在不用你陪我跳舞啦!”回到家我向王林庄严宣布,“我有舞伴了,跳得可棒呢。”

这两代人对文学始终如一的痴,真让我不知说句什么才好。那年我只有1岁,从来没有写过东西,竟不知写作是一顶如此迷人的事业,值得两代人付出全部的心血和努力。

“写稿子能赚几块钱?不如到我店里来干,我一个月给你两千。”佐罗的英雄本色这会儿已完全褪尽,和这座城市里的凡夫俗子一样。

我也拥被而坐。屋中没有炉火,暖气也已经不热了。床头的一盏小灯已被我调至最暗,若有若无的一片鬼火。我凝视着收音机上那一点点上下跳动的亮光,凝视着只有声音没有形体的魂儿。

鸿君就是这么个人,一条道儿走到黑。可我就偏偏喜欢上他这一点。

我的眼泪滚出来,大伟伸手去抹,用嘴舔了舔说:“是甜的。”

一星期后的一个傍晩,我推开许的屋门。帐幔低垂,室内飘着若有若无的音乐。伞,油画,男人,女人,吻,一切都和曾经生过的景一模一样,只是换了女主人公。

许并不善,倒是颇有几分幽默调,他会把吃的东西摆成很精美的孔雀开屛形状,然后让我们先吃孔雀的“下半身”,他自己盯着孔雀的羽毛迟迟不肯下筷子。

“那么爱呢?是爱重要还是金钱重要?”

红茹轻易地得到了小费的电话号码,过后一想可能是“计”,就故意一直不打电话给他,终于有一天晩上,红茹拨通那个号码,说想他了。

我实在不是不愿意他送我回家。我实在是害怕我已经爱上了他。一个多愁善感的男孩子遇到一个同样善感多愁的女孩会是怎样?况且他又刚刚失去他的小兰。

她穿一条淡粉色软缎长裙,裙角绕在腿上,露出若隐若现一双精巧的脚踩。飘飘的风像一支神奇的笔,一会儿勾勒出动人心魄的峰与谷,一会儿又鼓动起虚虚的一派朦胧,那委婉的曲线,转瞬间统统化作一只妙不可的红帆。

姑妈说今天晩上有客人要来,她亲自下厨房弄菜。问她是谁要来?她一张胖脸神秘得不得了,说是什么什么董事长。

“在哪儿?”我拉了拉被角懒懒地说。

喜欢华健,只因他那“亲亲我的宝贝”,至于他那高居榜的“花心”,我从未仔细听过。总之男人和“花心”连在一起,听着别扭,不过总比和另一个女孩子合唱“明明白白我的心”要强点。

“分房合作社”成立初期,气氛祥和,彬彬有礼,俩人各来各的朋友,厨房和客厅是公用的,两班人马就拉拉扯扯相互谦让,看着就跟打架似的。一来二去还真“打”成了一对,那是秋眉和大利。秋眉以前是鹿儿的上铺,大利则是强子的铁哥们。

邻家阿哥陶帅帅自小跟我关系就很不错,小时候大院门口老有一帮坏小子“截”我,陶帅帅便冲锋陷阵颌着一帮人把那帮人给揍了。虽然打人不好,虽然帅帅也因此受了伤,可我心里还是挺激动的。对于一个孤独无助的小女孩来说,哥哥是顶天立地的靠山。我没有哥哥,父亲出面打架,大概史无前例吧?再说我父亲又是那么儒雅。

在我母亲眼里,医学是最最郑重的科学,有板有眼的,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二把刀”是要治死人的。母亲喜欢一是一,二是二,有话就说,没话“句号”,干什么事都像是写病历开“医嘱”,简意赅,条理清楚。我在军校读过年,收集母亲每封家书,均为“一二三四”小点,用“母亲”作为结束语,多一个字都不肯写,却偏偏培养了我这么个多愁善感,罗里罗嗦的“有文学倾向”的女儿。

土豆班长揪住他不放:“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还大学生呢,偷东西是要受处分的。”

“你骂谁呢你?”

“就骂你,小愉,小偷,小偷……”

说着两人便扭打在一处,别人拉都拉不开。三拳两脚几个回合,那男生就招架不住了,被土豆班长一掌打翻,不幸跌进放在食堂中央的澡盆子大小的行军锅里,被滚烫的稀饭烫伤了肘部和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