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迭，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为国际协调中心而取信于其它大国。因此，小得不可能对别人构成威胁而又地处中心的比利时正当其选。因欧盟总部所在，布鲁塞尔已成为一个国际外交中心和新闻中心，对此不仅我们没有料到，连很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也没有料到。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其它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多的是银行抢劫犯，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这是有原因的。欧洲文化本有一种超越政局更迭的稳定性，宗教的力量、贵族的存在又使无数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为民众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审美图像和生态图像；而中国较为象样的生态，总是被看成是权力结构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与权力结构共存亡。
当外加的障碍终于被逐步解除，自身的又构不成负担，爱尔兰人开始自信起来。他们说：美国历届总统中有七个是爱尔兰裔，包括最有风度的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如此大国都管得好好的，何况一个爱尔兰贫困和朴素，再添加上自信和秩序，这片土地立即有了神采。
因为我看出来了，四十年不变，正是这种表情诱导的结果。管理人员怕表情有变，于是以坚定不移的菜式来保证不变。
首先，为什么家乡对他的功业缺少知觉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这样木然其次，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纔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文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给予他的吗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它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败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背后响起一排整齐的脚步声，扭身一看，是皇家巡逻队经过。我因迷恋秋色不想细看，谁知巡逻队不久又绕了过来，等过来三次后我索性静下心来认真观察。
诺曼底血缘
美食需要有一些基本条件，需要一代代厨师不断在探索中创建规范，并不断接受美食家们的检验。土俗饮食一成不变，制作简陋，不应与美食混为一谈。
这样的厨师往往非常骄傲，每天只为高层鉴赏者做一点创造，而不愿理会在他们看来够不上等级的顾客。所谓够不上等级，在法国并不一定是指财富标准，相反，很可能是指那些富豪，这些顾客居然向这样的餐厅要美国的可口可乐，或者点菜的搭配一片混乱，没有章法。
这时，其它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我愿躺在塞纳-马恩省河边，躺在我如此爱过的法兰西人民中间…柔情万种的吧黎人哪里受得住这种呼喊他们千方百计地把呼喊者遗体从海岛运回塞纳-马恩省河边，而他一旦住下，这个大沙龙不会再有第二个主人。
由于观念的障碍，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其它障碍，使中国旅游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起步阶段。例如，在真实的风景胜地营造虚拟的主题公园，在文化遗迹现场设置现代游乐场所，全然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很多人把旅游看成一种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为，不相信自然状态的城镇、乡村、海滩是上佳的游观对象。
其实，电子技术的优势是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锺表商没有这么做，他们用归并、组合的办法使复杂更趋复杂，让小小一块手表变成了仪表迷魂阵。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却能吸引那些贪多求杂、喜欢炫耀的年轻人。这种营销手段，在我看来是不太符合商业道义的。相比之下，反倒是瑞士手表业从机械表到swatch，都比较正经。
面对这样的古迹是不该莽撞进入的，我慢慢地跨过有顶盖的便桥，走到头，却不进门，又退回来，因为看到桥下有两条伸入水中的观景木廊，便先下坡站到木廊上，抬起头来四处仰望。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o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人家当然不是要故意劝喻我们什么，但我们中国人看了，或许会有所自省。
我实在不想批评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记得当时还一直在向周围不满的参观者作一些解释，希望他们原谅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初来乍到。但是，当我转了一圈终于全部看完，得知事先当地报刊民意测验中中国馆被列为德国观众最想参观的展馆之一，而又看到入口处排队准备入场的世界各国观众多到那样的地步，心里就不是滋味。
我说，在中国，即便是对哲学毫无兴趣的某些青年群落，也有很多人读过他的《爱的艺术》。我说这话时想起十余年前到中国南方旅行，在广州夜市的每个书摊上都见到这本书，那些刚刚从农村到广州打工的淳朴女孩子，半懂不懂地翻阅着，然后红着脸把它买回。
我觉得这所“学生监狱”在以下几个方面很有意思———第一，当时的校方有意思，居然私设公堂，自办监狱。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所以引起很多游人的好奇。校方对学生无奈到了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但现在看来，真正犯法的是校方；第二，当时的学生很有意思，居然已经调皮捣蛋到要迫使校方采取非法手段了。但他们调皮捣蛋的极致，不是反抗，不是上诉，而是把“监狱”变成了乐园。青春的力量实在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第三，这个地方按原样保存至今的想法有意思，或者说把没意思变成了有意思。海德堡大学辉煌几百年却并不反对把这几间荒唐的陋房展示世人，大批各国游客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所大学的任何学术成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生监狱”对此，没有一个教授声泪俱下地提出抗议，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批判此举有损于大学声誉。大学的魅力就在于大气，而大气的首要标志是对的幽默；第四，远道而来的各国游客有意思。他们来海德堡非得到这里看看不可，看了那么一个破旧、局促的小空间却毫不抱怨，只一味乐呵呵地挤在那里留连半天。尤其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士，戴着老花眼镜读完墙上那些污辱女性的字句一点儿也不生气，居然笑得弯腰揉肚。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交际，已经非常不容易。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个魔障，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错误百出，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通番”而被杀，外交上产生了疙瘩，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身上。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做外交人员，纔有根本的改变。赛金花学德语，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但后来，人们根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为这纔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虽然是陈旧的电影资料片，看了还叫人害怕。即便是那么讲究理性的民族也会突然失去理性，被一种急切想通过伤害他人来扩张自己的卑劣情绪所裹卷，只待有人把这种卑劣美化成正义，便血脉贲张，摩拳擦掌，不再有起码的逻辑判断和道义防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纔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与房子很不和谐。我开始揣摩那位清瘦懮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中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操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没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不知已经酒过几巡，陶然间终于发觉厂长已经站起身来，品酒结束了。好几位伙伴站立时需要扶一下椅子，竟发觉一把把椅子稳如盘石，其重无比。厂长笑着说，酒醉容易失态，这椅子不能让他们搬得动。这也是五百年沿袭下来的酒窖传统。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沈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纔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响应。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