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加的障碍终于被逐步解除，自身的又构不成负担，爱尔兰人开始自信起来。他们说：美国历届总统中有七个是爱尔兰裔，包括最有风度的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如此大国都管得好好的，何况一个爱尔兰贫困和朴素，再添加上自信和秩序，这片土地立即有了神采。
我很想从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个共鸣者，但每天阅读他们的脸色眼神，半点痕迹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么优雅而快乐，吃着每天一样的东西。我看他们久了，他们朝我点头，依然是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
首先，为什么家乡对他的功业缺少知觉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这样木然其次，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纔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文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给予他的吗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它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背后响起一排整齐的脚步声，扭身一看，是皇家巡逻队经过。我因迷恋秋色不想细看，谁知巡逻队不久又绕了过来，等过来三次后我索性静下心来认真观察。
法国大革命把贵族冲击了一下，但欧洲式的冲击多数不是消灭，而是搁置。搁置是系脉的松弛，松弛是威权的流失。因此在吧黎，多的是这种懒洋洋、玄乎乎的神秘庭院，起居着一些有财富却不知多少、有来头却不知究竟的飘忽身影。
美食需要有一些基本条件，需要一代代厨师不断在探索中创建规范，并不断接受美食家们的检验。土俗饮食一成不变，制作简陋，不应与美食混为一谈。
我想这事在中国也差不多。王宫的餐桌豪华、丰富，却没有什么好吃的。厨师们知道皇帝不懂品尝，多年下来他们的烹调手艺也退化了。因此，现在有些餐厅为了招徕顾客，冒皇家命名，编皇厨故事，其实是太谦虚了，皇家、皇厨哪有你们做得好？如果真是皇家、皇厨，内行就不进去，免得联想到在太监环视下味同嚼蜡的可怜皇帝。
这时，其它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唯聚合，能使它开通、高迈；唯聚合，能使它辐射、发散。但与世界上别的大聚大散的城市不同，吧黎更看重聚散过程中的选取吧沈积，最终沈积成人文意义上的自得和固执，成为下一轮聚散的起点。
由于观念的障碍，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其它障碍，使中国旅游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起步阶段。例如，在真实的风景胜地营造虚拟的主题公园，在文化遗迹现场设置现代游乐场所，全然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很多人把旅游看成一种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为，不相信自然状态的城镇、乡村、海滩是上佳的游观对象。
表面上，机械表还会以自己的、品牌嘲谑电子表，但这种嘲谑只是一种伦理性、辈分性的发泄，而电子表对于机械表的嘲谑，看似逆反了伦理程序，却是一种历史必然。试想，那种可以随时随地贴附在各种器具、建筑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闪光数码，不正绿莹莹地宣告着机械计时时代的基本终了在这种情况下，机械表可以勉强固守的阵地大概就剩下装饰功能了。但是电子技术多么灵巧，它们很快也在装饰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平心而论，现在不少电子表的外形设计，与最精美的机械表相比也不见得差到哪里去，然而它们又那么廉价，机械表所能标榜的其实只是牌号。牌号也算是一种装饰吧，主要装饰在人们的心理上。
面对这样的古迹是不该莽撞进入的，我慢慢地跨过有顶盖的便桥，走到头，却不进门，又退回来，因为看到桥下有两条伸入水中的观景木廊，便先下坡站到木廊上，抬起头来四处仰望。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纔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人家当然不是要故意劝喻我们什么，但我们中国人看了，或许会有所自省。
与胡斯近似的是，马丁·路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亲自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实际上也规范了德语教学，把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结合起来了。
我说，在中国，即便是对哲学毫无兴趣的某些青年群落，也有很多人读过他的《爱的艺术》。我说这话时想起十余年前到中国南方旅行，在广州夜市的每个书摊上都见到这本书，那些刚刚从农村到广州打工的淳朴女孩子，半懂不懂地翻阅着，然后红着脸把它买回。
墙上还赫然写着被关押学生自己订出来的监规：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这话使他恼羞成怒，向着女警察一扬手：“谁叫你们女人看了”但毕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手扬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交际，已经非常不容易。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个魔障，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错误百出，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通番”而被杀，外交上产生了疙瘩，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身上。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做外交人员，纔有根本的改变。赛金花学德语，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但后来，人们根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为这纔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想，中国的文革在本质上也是反现代，尽管那些红卫兵、造反派都举着“破旧立新”的旗帜；而结束文革，就是开启现代。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纔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那么，统治当局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案件中是否真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呢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利益高于真实，更高于道义。例如直接过问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说，只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弃义。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各国的宗教裁判员都认为，即使伪证致使一位无辜者被烧死，这位无辜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也是为宗教而牺牲的。至于诬陷致使一位无辜者名誉遭污，这位无辜者更应懂得现世名誉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为他准备了桂冠。
不知已经酒过几巡，陶然间终于发觉厂长已经站起身来，品酒结束了。好几位伙伴站立时需要扶一下椅子，竟发觉一把把椅子稳如盘石，其重无比。厂长笑着说，酒醉容易失态，这椅子不能让他们搬得动。这也是五百年沿袭下来的酒窖传统。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响应。
一旦离开便阐明了，顺便，也阐明了波斯湾和里斯本有可能发掘出来的文化含义。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老太太终于舞毕，在满场的掌声中，台上所有的端立者全都进入舞蹈状态，来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与其它舞蹈的收尾不同，场面虽然热闹，每个舞者并不互相交流呼应，也不在乎台下观众，各自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找不到预料中的欢乐、甜媚、感谢和道别，有的只是炽烈的高傲、流动的孤独、懮郁的奔放。
在上面我已经看到了整体形势。这座哥伦布高塔，正与流浪者大街连成一直线，那么，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体流浪者的领头统帅。或者说，他是这里的第一流浪者。
伽利略当众放弃人格，除了愿意成为告密者的“保证”势必与具体的生理威胁有关外，忏悔却是确实的。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最难忘的，是一个卖面具的威尼斯商人。
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原来，这碗面条是他的见面名片。然而很快发现这个判断是错的，他的名片复杂得多。他刚纔在路口说自己多次去过中国，那么，为什么去呢
“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经在轰隆颁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
这也像舞蹈，当舞者的躯体不再代表海鸥、奔马、英雄、战争、枯树、幽灵，而又回归于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层次上升到了第三层次。
以我之见，中国在唐宋之前，比较讲究本真，包括建筑和园林建造在内。后来所谓“胸中的山水”是文人无法直接面对大山大水时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象，如果让屈原、司马迁、李白他们看到盆景艺术，将会是一种什么神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陈述一种由来已久的感觉：一直被视为中国建筑学奇葩的明清园林，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层境界。
相比之下，以几何图形构建的法国园林，倒是坦然地呈现出一种彻底的人工气息，由于气魄宏大、精雕细刻，足以让人精神一振、耳目清亮。但无论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过分了，处处透露出人们隐藏在精致里的嚣张。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来，它不适合像中国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样作以小见大的象征，也不适合像法国王室在凡尔赛宫等处做的那样被任意扭曲的规整。
懊像，英国的自然园林更加合意。
写到这里我已明白，在欧洲感受中国建筑，就像感受其它中国文化课题一样，视角多、线条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谈，即便像我这样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说上很久，难以言尽。
我想让一位熟悉中国的法国女建筑学家来归纳这个话题。
那天我和两位导演一起到她家访问，她一开始就坦诚地说：『你们不要太相信美国人，他们看上中国的是市场。不像我们法国人，看上中国的是文化。”
要她谈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感受，她说：“中国确实拆了很多不该拆的房，造了很多不该造的楼。拆错了，就再也造不起来；造错了，又很难炸掉。中国建筑界以前的问题是轻视历史，近几年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轻视历史便乱拆，急功近利便乱造。”
她的尖锐引来了她丈夫的异议。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刻正坐在她身边。
这位经济学家冲着妻子说：“我们的想法比你们实际。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状态普遍不好，现在终于好起来了，当然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太讲究建筑的文化格调，中国各省各县都需要有大量高水准的建筑学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快速改变人们不可忍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急功近利。”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汽车上看到街道两边已经很少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便言词激烈，没想到那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你们为了文化参观，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但是无论如何，女建筑学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后来她与我们，包括她的丈夫，达成了一些共识，譬如：既具备现代功能、又体现历史风范的经济型民用住房，不必单个设计，而应该提供一系列范本，供自由选择和成批生产；中国建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应该从过去那种非专业化的长官意志决定，转移到专家委员会的裁判上来；中国建筑业的全面兴盛，一定是在拥有了足够新型国际性建筑人纔之后，因为只有他们纔能从宏观范围内捕捉民族传统信号，与现代需求的嫁接。
这些共识，主要是从建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的，但建筑的事关及全民，因此必须获得法律的帮助，就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在那些国家，拆了不该拆的房，盖了不合适的楼，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当然，比法律更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欧洲，即便是在山乡农村，我们也会惊叹他们的整体审美水平，这便是几百年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大多不是发生在课堂。一个人不喜欢某种绘画可以不进美术馆，不喜欢某种音乐可以不进音乐厅，而建筑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审美，一旦出现，谁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须年年看、天天看。这对很多市民来说构成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审美适应，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则构成一种顺向或逆向的审美教育。结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渐渐水涨船高，或渐渐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筑的事情确实不能像那位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碍人们的审美觉悟，以后觉悟了想弥补又总是为时已晚。奇怪的是我们每次在后悔不迭的同时总在进行着让明天后悔的事，循环往复形成怪圈。
对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来说，什么是建筑建筑就是由水泥浇铸的后悔。
建筑的这个定义也许可以进入《魔鬼辞典》。那就让它在那里呆着吧，我们要抽出手来去阻止那种循环，破解那种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