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在屋内一间间参观的时候，南窗外的风景，越来越吸引我们。终于来到屋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俯矙南边的茫茫秋色。秋色中的森林、草地，秋色中的湖泊、河流，远远看去不见一人，一问，原来是王室贵族狩猎的御苑。我站在平台上想，此刻满世界都是秋天，但把一个季节有可能产生的最精彩片断集中到这般规模，实在罕见。遥想当年城堡主人在这里轩然远望，一定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发号施令更能展示王者风范。
也许果真是神脉，是龙种，但神龙见首不见尾，完全不清楚具体来源。世系家谱一定是会有的，但他不愿意显示，别人也不方便查询。神秘地留着一份可观的家产和名号，自足度日。他年岁不大，但晋升既无必要，沦落也无理由，因此无所事事，虚泛度日。园艺云云，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一种朋友圈里的谈资，如此而已。
法国美食并无虚假，但由于主流美食过于讲究，过于精致，过于排场，又过于普及，产生了对民间土俗饮食的逆反式张扬。从资料上看，原来当地渔民出海捕鱼时，妻子习惯于把这两天卖剩的杂碎鱼虾煮在一锅等丈夫回来喝，这就是马赛的普罗旺斯鱼汤。此间情景，温馨感人，而杂碎鱼虾一锅煮确实也有一种特殊的厚味，因而快速传开。但平心而论，吃腻美食的人偶尔喝喝可能不错，而按正常标准它还没有从原始饮食的层面走出。这让我记起以前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察时经常听人极言少数民族餐式的珍罕和鲜美，但一尝之下，说珍罕尚可，说鲜美则不敢。
对于太好的胃口，美食文化其实有点浪费。法国路易王朝的诸位皇帝胃口如此之好，低层美食家会欣喜，高层美食家则会叹息。一顿吃得下那么多东西，哪里还会细细品尝呢？不会品尝，就无所谓美食。胃口差一点的皇帝可能会品尝一下，但也不一定，因为品尝是比较，他们缺少比较坐标，后来也失去了比较敏感。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数据，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座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重装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寻找答案带来了便利。
吧黎的种种优点，得力于它最根本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是财富的聚合，而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合。
那么，目前中国的障碍在哪里呢首先是观念障碍。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这种观念到有了不少突破，但旅游这个概念仍然难于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游山玩水”终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消极命题。近年来由于看中旅游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对劳动力市场的缓释，实行了明智的长假期制度，但这还只是一个权宜性的经济策略，尚未冲击整体文化心态。
要普及必然引来竞争，瑞士手表业在竞争中东奔西突，终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这对手表业来说究竟是一个喜讯还是凶兆我想当时一定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此间悖论，即新的电子计时技术必然是机械计时技术的天敌，它的方便、准确、廉价已经构成对传统机械表的嘲谑。
这个古堡最勾人眼睛的地方，是它与岩石浑然一体，好像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岩石本是湖边近岸的一个小岛，须过桥纔能进入，于是它又与大湖浑然一体了，好像日内瓦湖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拥有这个苍老的倒影。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锺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锺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rsh，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正对教堂大门的，是。
作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要比胡斯深厚，因为当时他已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也比胡斯幸运，受到德国诸侯保护。
“怎么，连他，你们中国人也知道牵”他们不无惊讶。
可见这位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早已把处罚当作了享受。这倒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逻辑：世间很多强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于施加者自己的想象，不一定对得上承受者的价值系统。有时，承受者还正求之不得呢。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这条路上本来就很拥挤，他这么一闹几乎堵塞了人流，于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围住了，五位男警察，两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脚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只听一位女警察在说：“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脱裤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她的德语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太清楚。齐如山先生写文章说她的德文稀松得很，还经常要找齐先生帮忙。但又有学者认为齐如山的说法很不可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德国，只在国内以一个普通艺人的需要自学了一点德文，应该难于评价在德国住了三年的赛金花的德语水平。我想，赛金花的德语用于一般交际场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碧婵说：“本来西方政论界习惯于把极端分子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们这批人，本质倒退，形态时髦，已经说不清是什么翼了。”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
追询德国
苞斯一案的证人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声责斥的，是伪证人。
接下去，光头男子一次次端着玻璃杯上来，厂长一次次过一眼报出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我们也就一次次品咂、吐出、倾倒，开始时还偷咽几口，后来连最清爽馥洌的也不敢咽了，因为已经感到身热脸烫，酒窖似乎也变得不再阴凉。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操、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闪，一路暗访，寻找着一个托付地。托付的决定总是写在遗嘱上，因此注定不可能活着阐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义。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高操是老太太的出场。这是真正的台柱、今晚的灵魂，尽管她过于肥胖又过于苍老。老太太一出场便不怒自威，台上所有的演员都虔诚地站在一边注视着她，包括那位胖老汉，她的夫君。连后台几个工作人员也齐刷刷地端立台角，一看便知这是他们家庭的最高仪式。刚纔的满台舞姿全由老太太一点一点传授，此刻宗师出马，万籁俱静。老太太脸上，没有女儿式的平静，没有儿子似的愁楚，没有大媳妇的嘲讽，也没有胖老汉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无表情，任何表情对她都显得有点世俗。她几十年在家里张罗一切，已经彻底的世俗。因此一到舞台上太明白应该摆脱的是什么。台上四周端立着各色舞者如饥似渴地注视着她的一招一式，这是他们天天面对的经典，却又似乎永远不可企及。她是不是在为后辈们的一步之差而蹙眉或者，竟是为自己还未传授到家却已老迈而惶愧？耳边有真正懂行的本城观众在轻声喝彩，还听到有人在说：整个西班牙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下肢如此剧烈地舞动而上身没有半点摇摆。
塔体不大，电梯应该很小，伸头一看，可乘两人，但两人要站得很紧纔行。这电梯看来已很老旧，不是目前流行的高速电梯，上去一次时间不短。在不短的时间里与一个陌生人紧紧地站在一起上天入地，彼此无话，会非常尴尬，我于是忙颠颠出来找我们的伙伴。很快就见到温迪雅，大喜，要她一起乘电梯上去，她的兴致更高。说是抵达塔顶，其实终点离哥伦布的脚还有一点距离。那里有一圈仅可容身的小窗台。此刻风大，塔身颤颤，四周无依，孤标独杆，十分恐怖。温迪雅平日并不惧高，今天却不敢站立，不敢俯视，我们也就很快下来了。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一涌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