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说法使他们有点吃惊。“旅游”他们疑惑地重复着。
至于瑞士的手表业，则得益于十六世纪末的一次宗教徒大迁徙。法国的锺表技术随之传了进来，与瑞士原有的金银首饰业相结合，使生产的锺表更具有了装饰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纪出现了制表机械，瑞士的这个行业便突飞猛进，举世瞩目。
天下万物凡“派头”最震慑人，我放下行李轻步进去，立即断定所有的摆设都是陈年旧物，只是收拾得非常干净。这种判断衍伸出了另一个判断，那就是别看这个旅馆今天已算不上什么，在一百年前应该是欧洲高层贵族的驻足之地。他们当年出行，要了山水就要不了豪邸，这样的栖宿处已算相当惬意。算起来，人类在行旅间的大奢大侈，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他们也有屠夫狂汉，但总的说来，绝大多数民众敢于保护杰出，保护高度，而不会赞成代代自毁、年年自损。结果，连这么高的尖顶，也逃过了战火和妒火。
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德国馆，进门像一个雕塑工场，横七竖八地放着几十个毛坯伟人，有的完成了一半，有的接近于完成，定睛一看都是德国人。墙上还有长长的留言牌，恳请世界各国观众写上还应补上的人名，当然也应该是德国人。
韦伯写了这些著作后还曾有过一段从政的经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魏玛共和国，几乎成了政治理论的主心骨。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学度过的，其实也不能说“晚”去世时纔五十六岁。
其实这个“监狱”只用了两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处罚调皮学生的场所。哪个学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触犯了其它规矩，就被关在这里，只供应水和面包，白天还要老老实实去上课。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几个年轻人躺在街边睡着了。更可佩服的是几位老汉，笔挺地坐在人声喧嚣的路口石凳上，鼾声阵阵。一个穿着黑西装、打着考究领带的胖绅士，猛一看应该是部长或大企业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个偏斜的角度举着黑礼帽，不摇不晃，像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盅，两眼微闭，正步向前，别人都为他让步，他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于是，她进出这座楼房的全部风姿，都为今后的人生种下了祸根。作为一名公使夫人，她的风姿具有了远远超越个人的含义，那么她也就不能再是一个背负着自己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具体生命。难怪一切具有一点儿象征地位的人物都要学会掩饰，但她已没有这种可能。
纳粹的这种行为逻辑至今还发人深思。任何社会转型落实在人群中，主要表现为生存空间的盈缩，生存方式的转移。这虽然不无残酷，却是历史的必然。旧结构的代表者以破釜沈舟的决绝方式来抗拒转型，因此会出现一种惊人的整齐和狂热。现在世界上各种以原教旨主义作标榜的宗教极端分子也是既整齐又狂热，把逼近自己身边的现代生活当作必须搏杀的魔鬼。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教权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国。大约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打得教皇权威大损，打得人们重新要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谋求领土和主权。
但奇怪的是，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欧洲看到，除了旅行者，街边坐着的大多是老年人，他们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了大概各有去处吧，例如海边，只是不想逛街、坐街。他们把街道交给了爷爷和奶奶。
我从这锺声中来倾听路边老人所讲的哲学，突然怀疑是否也像这锺声，在达观的欢悦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古锺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厂长说：“请但只能喝一口，最好不咽下，只在嘴里打转品咂。”
萨尔茨堡不再无人经过，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会把它省略，因为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个永恒的伟人。萨尔茨堡的最高标志，不再是那座悬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废弃之日，真是蹊跷。
孙子对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很著名的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古本江基金会大厦矗立在古本江公园里边，占地不小，设备先进，我们去时正在进行翻修。大厦正门右侧的花坛里，树立着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对街道的，前面有卫护栏，不能靠近。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进门有一堵很旧的木墙挡眼，地方只容转身，但转身就看到了木墙背后的景象，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这会是谁呢连堂堂国王和女王都在那么低下的部位守护着他，侍候着他，难道他是上帝吗云在他身边飘荡，他全然不理，只抬头放眼，注视远方。远方尽是地中海的浩荡碧波，他的目光全然地中海，锐利而又渺茫。
一位科学家当然不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它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是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一个家族专制的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的演进上看却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这件事情上南辕北辙。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如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当年，他一个人游走在中国人之间，现在，有很多中国人游走在他家门前。我在威尼斯小巷间闹过好几次，都与中国游客有关。大多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批批四川来、浙江来或湖南来的读者朋友，寒暄一番依依告别，各自钻入小巷；但麻烦的是，刚转了两个弯再度相见，大笑一阵又一次分手，转悠了几圈又当面相撞。后来连大笑也嫌重复太多只想躲避，刚退到墙后，却见身边小船上另一批朋友在叫我。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当时还没有实证意识和缅怀心绪。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
那天我们去东海岸的圣乔治港，经过一个小镇，见到有一位白发老者阻拦我们，硬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饭。理由是他曾多次到过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小镇的别墅里度假。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我说：“现在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下水道的设计师，据说他们早就预见到吧黎地下会有一个更大的工程，竟然留出了空间。一百年前，建造地铁的勘探师们一到地下便感佩万分。”
他们有点奇怪：“你们中国人连这也知道”
我说：“这将是我们今天拍的片子的开场白。”
这么一来他们当然也不劝阻我们了。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路见到的各种痴迷者中的一种。迷狗、迷猫、迷手表、迷邮票、迷钥匙挂件、迷老式照相机，他们两位迷得大一点，迷吧黎。
但是他们没有走火入魔，一旦沟通便立即放松，这历来是吧黎人的优点，所以塞纳-马恩省坝畔的聚会兼收并蓄，绝不偏执。那些对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贝聿铭金字塔曾经竭力抵拒过的市民，在嘲讽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失去自嘲能力。他们不像我们常见的那些批评家，批评言论越激烈越不敢正面接触批评对象，而是坦诚得多，越是不习惯越是要去多看，终于在某一天黄昏，他们暗自笑了，不再嘲讽对象而开始嘲讽自己。
因此不妨说，真正在塞纳-马恩省河畔聚会的，是一代代吧黎市民的集体心理。
四
这种聚会也有毛病。
在塞纳-马恩省河畔，聚会得最紧密的地方，大概要数卢浮宫博物馆了吧，我已去过多次，每次总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保管也许是好事，对展现则未必；对观众也许是好事，对作品则未必；对几件罕世珍品也许是好事，对其他作品则未必。
这虽然是说博物馆，却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不妨多说几句。
卢浮宫有展品四十万件，色色都是精品杰作，否则进不了这个世界顶级博物馆的高门坎。但是，各国游客中的大多数，到这里主要是看三个女人：维纳斯、蒙娜莉萨、胜利女神。宫内很多路口，也专为她们标明了所在方位，以免万里而来，眼花缭乱，未见主角。
这并不错，却对四十万件其它杰作产生很大的不公平。维纳斯站在一条长廊深处，一排排其它杰作几乎成了她的仪仗；蒙娜莉萨在一个展室里贴壁而笑，有透明罩盖卫护，又站着警卫，室内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杰作，也都上得了美术史，此刻也都收编为她的警卫。
像维纳斯、蒙娜莉萨这样的作品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围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围的那些作品，如果单独出现在某个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围转沈吟，流连忘返，但挤到了这儿，即便再细心的参观者也只能在离开前匆匆投注一个礼貌而抱歉的目光。
胜利女神的残雕也算是备受尊崇了，雄踞在一个楼梯的平台上，但从她所展现的冲天气势，这个地方仍然太小。可见，连主角也受到了委屈。
艺术家已死，他们的作品还活着，而且活到了卢浮宫，这是他们的成功，但他们无法想象，那么多杰作活在一起，相当于几千年来无数个名人全都活着，挤在一个屋顶下争奇斗艳、唇枪舌剑，如何了得。
由此我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得不偿失。当年世界各地兵荒马乱，由一些大型博物馆来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这事又与战争的目的、国家的强弱连在一起，例如拿破仑打到意大利后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吧黎，引起意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这又成了一件坏事。时至今日，这些好事和坏事都失去了依据。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早已过时的权力象征记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为了参观据说是全城最珍贵的文物，我们转弯抹角地辛苦寻找，最后见到了，纔发现是三流作品。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重新拥有几件现在被征集到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些真正杰作呢当那些杰作离开了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灵魂，杰作也失去了空间，两败俱伤。这事在我们中国也值得注意，与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让中华大地处处都有东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个大型博物馆里看得头昏目眩、腰酸背疼。
文物是如此，别的也是如此。超大规模的高浓度聚集，一般总是弊多利少，不宜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