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到三楼的一间，扛起行李走到楼梯口，发现从这里往上的楼梯全是木质的，狭窄、跨度高，用脚一踩咯吱咯吱地响。我咬了咬牙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楼面，抬头一看标的是“一楼”那么，还要爬上去两层。斜眼看到边上有一个公共起坐间，不大，却有钢琴、烛台、丝绒沙发、刺绣靠垫，很有派头。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六百多年造下来，风格居然完全统一。哥特式建筑的挺展、俏丽、轻盈，到这里变成了拔地的冷峰、触天的石林，黑压压地堆垒出一种固执而雄伟的民族精神。这种无言的秘语，不废弃、不忘却、不走样，经久如一，真不容易。
由此，汉诺威成了一个极有弹性的感性意象。
这次考察欧洲，印证了他对欧洲的很多分析。例如，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新教牗基督教牍及其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正派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这就证明，新教伦理也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我们在欧洲旅行，两眼离不开无处不在的教堂尖顶，两耳躲不掉时时鸣响的教堂锺声，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好的引领。
顺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见到一幢老楼，门关着，按铃即开。穿过底楼即见一个小天井，沿楼梯往上爬，到二楼楼梯口就已经是满壁乱涂的字画，三楼便是“监狱”四间“监房”一个高蹲位的厕所。“监房”内有旧铁床和旧桌椅，而四壁和天花板上则全是狂放顽皮的字画。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象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端庄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气纸龙戴在头上，一伸一缩；满脸责任的老大爷顶在头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颠。见了熟人高声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邻居，上午刚刚见过。很多年轻和年长的男女当街以热烈的动作倾诉衷肠，看情景不像是恋人和夫妻，也许是隐情突显也许是旧情复萌由于酒的存在，看起来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那是一种在漫长人生履历中最初始的身份，一种在升沈荣辱过程中最低处的身份，一种在隐显明灭的多重结构中最隐晦的身份。如果找不到这个“地窖”周围的人们都不会安心。而赛金花的“人生地窖”并不隐蔽。
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空间，纳粹又要剥夺别国的生存空间了。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摆格尔的美学，我曾研习和讲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国家理念。这是因为，我现在正旅行在荣辱交错、分分合合的德国，有太多的信号天天从正面和反面诱发着这个话题。
布拉迪斯拉发属于春操初动，精彩始发，不能不表现出集中的消耗状态和表演状态。如果社会发展状况稳定，几十年后，今天的年轻人老了仍然敢于抛头露面，而他们的儿孙，也有工夫在街上悠闲，两相结合，就会比今天的景象丰满得多。
古锺建于十五世纪。传说由于这锺精美得举世无双，当时的市政当局怕工艺外泄，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机械工艺师的双眼。人类最原始的保密法则居然用如此野蛮的方式来执行，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皇帝为了保守陵墓秘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杀的暴行。可见这锺声尽管可以傲视坦克的轰鸣，它自己也蕴含着太多的血泪。后来到了布拉格蜡像馆，进门是城市部分，抬眼就见到那位机械工艺师，用白布包着被刺瞎的双眼，还在机械堆里不懈地摸索。
厂长坐在长桌一端，离这个光头男子有一点距离，此时便远远地了玻璃壶一眼，像激光扫射，随即报出了这酒的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厂长话音刚落，光头男子霎时从伫立状态复活，立即给我们每个人斟酒。他斟酒时仍然面无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态表现出了对酒的无上恭敬，好像是在布洒琼浆玉液。等他给每个人都斟上了，我们手持杯脚，转头看厂长，等他发话。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奥地利使欧洲的山、水关系平衡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希望这件事，能对世间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设的市长们有所启发———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题，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大凡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力量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主题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这一切留给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论著、几许诗文。
但是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操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入夜，城市平静了，小巷子幽幽延伸。我们徒步去找一个地方，走着走着连带路的朋友也疑惑起来：路名不错，门牌号码已经接近，为什么还这么阒寂无声？要找的门牌号码挂在一扇老式木门上，门关着。用指背轻叩三下，门开了，是一个瘦小的男人。我们说已经来过电话预订，他客气地弯腰把我们迎入。
埃边是一个广场，中间有一柱高塔，直插云端。高塔底部，有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的雕像，他们坐姿端庄，神态安详，一副指挥若定地在做大事业的模样。说是底部，人们还须仰视。仰视完他们再抬头，分明看到在高塔的顶部，还有一尊立像。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savonarola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以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关于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反对派和肯定派都拿出过很有力度的证据。例如，反对派认为，他游记中写到的参与攻打襄阳，时间不符；任过扬州总管，情理不符，又史料无据。肯定派则认为，他对元大都和卢沟桥的细致描绘，对刺杀阿合马事件的准确叙述，不可能只凭道听途说。我在读过各种资料后认为，他确实来过中国，只是在传记中夸张了他游历的范围、身份和深度。
本来市中心的罗马市场是与自由政体一起繁荣的，奥古斯都独裁时期曾一度衰落，后因罗马帝国征战所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大，财富超常汇集，罗马市场重新热闹。罗马帝国一灭亡，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只有野草冷月与断柱残石相伴，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我们遇见过一个在小镇别墅里度假的老人，很能代表这种方式，因此历久难忘，不妨记述一下。
因此，庞贝灾难的牺牲者，不仅仅是普通市民，至少还有一位，欧洲古代最博学的科技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