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死它的借口。一切恶性场面都是谁设计、谁布置、谁安排的牛知道什么，却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它头上，至少伪装成两边都有责任，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无非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因此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这种浑然一体又互不相识的气氛，让人迷醉；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由于时时流动，这里形不成地盘，构不成统制，更不会出现兼并和垄断。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绅士风度，君子作派，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线，具备了国际旅游质素，让人每一步都走得放松，走得自在。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小巷只能让它这么小着；老楼只能让它在水边浸着；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也只能让一艘艘小船解缆系缆地麻烦着；白天临海气势不凡，黑夜只能让狂恶的海操一次次威胁着；区区的旅游收入当然抵不过拦海大坝的筑造费用和治理污染、维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让议员、学者、市民们一次次呼吁着。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使它的气势也沁水笼雾，千年不燥。你看那个纵横万里的恺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卢战记》，其中七卷是他亲自所写，最后一卷由部将补撰。这部著作为统帅等级的写作开了个好头，直到二十世纪人们读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还能远远记起。
营造如此空静之境的，是全体罗马市民。这纔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
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和一座神庙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建筑群，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o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绑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它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操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o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它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矙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纔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吧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磨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纔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