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来了。”汪有志算是作了回答。
雉水县由于这几年总是争"先"进"位"，闹腾得上上下下费了不少劲，"位"是没进上，老百姓也没有过上小康，欠银行的贷款却是不少。改革年代，争先进位，争它个全国百强县，全省十强县难道不好吗？不比你老在那淮北平原上当老落后强吗？可你别忘了，就凭雉水县这个传统农业县的经济基础，没有外来资金的注入，若要赶上沿海一带的经济达地区，别说三五年，就是二十年也不行。可是，省里年年要对全省县级综合经济实力进行评比，评出的前十名，站到主席台上，披红戴花，省领导亲自给他们奖，与他们亲切握手，电视镜头给他们搞特写，之后又搞专访，就成了一时的新闻人物。这还不算，还有百万元的奖金，外加一部奥迪车。待到换届的时候，各地区省辖市及省领导班子进人，就要优先从他们之中挑选。你想想，选拔干部不从改革取得丰硕成果的人头上选从哪里选呢？这样以来，市县都忙着争先进位了。比如，你今年在全省没有挂上号，在市里也就是第四名，明年你呢？你就要争取甩掉老四争老三，这样才算你没有白吃干饭。年年如此，大家都是如此心态，谁愿意当倒数第一的老落后，会上挨批，进步没份，奖励没有，还落个无能呢？可甩掉老四争老三不是你说了算，而是年终各项考核指标说了算，你的指标是十亿，我就想办法把指标弄成十二亿，你十二亿了，我再想办法变成十三亿，如此你挤我我挤你，就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大好经济腾飞新局面。倘若是我们的父母官真是实打实地利用这种竞争的态势，别搞那些虚假的东西，或许真的就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了，实现人们过小康的日子了。可是如此的争先进位怎么能把经济搞上去呢？经济指标全成了造假的数字游戏，项目工程全成了好看没用劳民伤财的花架子。
这当儿，汪有志的小儿子当兵去了。汪有志也趁他当计生主任的时候有点门路，就给汪蓬找了个民办教师的工作，这才给汪蓬勃成了家。汪蓬勃在外乡上班，平时不回来。儿媳妇是位农村姑娘，就帮助枣针种他家的承包地。
回去之后，他就按那姑娘说的，将避孕套插在手指上，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可没隔多久，枣针又怀上了，不得已又做了流产手术。汪有志就带着一股气到药店里找到那位姑娘，说她卖给他的避孕套是无色氢汽球改的，是假货，不起避孕作用，与那姑娘吵了起来。直到经理从里屋出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明了情况，一场误会才算解除。
牵涉到政治问题，谁都不敢讲义气，何况汪有志又是个扯皮的问题呢？卧龙镇的活神仙牛百叶当时还没死，他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坏分子，有一段时间，他与汪有志都被当成活靶子进行批判。后来，牛百叶摘帽了，却得了食道癌，临咽气地时候让家人给汪有志捎个话，说：“我算了最后一挂，你汪有志的官运还有，只是官气不旺了，要到老子庙烧三柱高香，让太上老君保你过关。千万千万，这一次要信我的。”说罢就闭上了双眼。
原来，那天开大会，汪有志说的那句“革你的险峰”，不知被哪位觉悟高的积极分子汇报给崔明英了。崔明英当然很生气，骂了声流氓，但还是不解气。这个汪有志是啥意思？是不是我处理了你的儿子就跟我记仇？你儿子该不该开除？揭我的呢？你是个好东西呀？差点被打右派忘了吗？心里这样想着，嘴里却不说，而是想方设法对汪有志进行报复。所以，她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暗地里使劲，把下乡的人选推荐给了刘玉杰，就这样，汪有志的决心书就被县委批准了。
蔡平回答说：“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刘玉杰，今天是他的头一个会，欢送知青下乡。”
反正班里这时候没有人，小勃就将小掏出来给他看。
这时光，正是五月麦黄芒的时候，也正是鳖下蛋的时候，牛三早巳收了他的棍子和口袋，不捉鳖了。就说：“有志，这是不可的，我不能为了你改改口味就犯了天条，你想吃鳖，就等俩月，让这些鳖将后子孙留下来，再改你的口味也不迟。”
面对丁建的挑衅，汪有志不作理睬。他忙折回头，回到报到处，要求换个房间。
汪有志生气地一甩手，将邓未来推往一边，说：“我真的病了，你得给我抓副药去。”
那是一个星期六，枣针算着又有一个月没进城了，她极想作爱，却因这事那事的脱不开身子，她估计汪有志也差不多快要达到想得坐立不安的程度了，所以，她就盘算着怎样进城。赶巧，这天生产队里的马车要到城里买农具，于是，枣针就带着老大老二坐上了生产队里的马车，来到了县文化馆。
吴中让汪有志弄得有点犯晕，就说：“嗯，表现不错，好好地改造，党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众人都哈哈大笑。
汪有志笑着承认了。
这一说，大家都明白了，也都开怀大笑了。
天气极冷，汪有志尿着尿，就觉得全身都被冷风吹透了，便抓紧时间，想尿完了钻进他那舒服的被窝里。可就在这时，忽听得“咣当”一声，他住的那房间门被风吹动，自动关上了。汪有志尚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也有人起来小解，还幸灾乐祸地自语：“这大冷的天，总不能只冻我一个，也得叫你们尝尝是啥味的。”
当汪有志再次听那游医喊拔一个牙两块钱时，他的心就动了。心想，这也是个办法，关键的时候，牙也是可以抵点用的。他忽然想起，他有一颗门牙是黄的，那是小时候不刷牙造成的。参加工作后，虽然刷了牙，但那颗门牙早巳黄到了骨子里了，再刷也刷不白了。牙他有一嘴呢，多一个少一个还不照样地吃饭？况且，他还正想把那颗黄牙换颗金牙哩，如果一说话嘴里露出一颗金牙，那就会引来人们不少人的羡慕的目光。他想自己在单位里，特别是在女同志面前，就是因为那颗牙有点黄，所以他一笑就好捂嘴，怕人家看到他的那颗黄牙。这时候，汪有志就开始盘算：如果将那颗黄牙先拔下来，等以后攒足了钱，再镶一颗金牙，这样多合算呀，又换了金牙，又白赚了两块钱。更何况，现在兜里的钱巳经没有了，有两块钱救救急，岂不更好？
汪有志下了车，便抖了一下，他没有撵上开会的代表队伍，自己没有出席这样的场合，心中便有点虚。正为难着，他看到了胸前的代表证，又重新找回了自信。他觉得自己是出席省文化工作会议的代表，与一般人不能太一样了，于是，他就将身上的贱肉收了收，将手往后一背，摆出一副领导干部的派头，还咳嗽了一声，压住从体内将要暴露出来的不自然。就这么一作派，他也就不请教谁了。因为他听公共汽车上的服务员讲，下了车走不了好远就能到江淮大戏院，所以他就凭着感觉往前走。在他下车的那地方，一眼就可以看到淮河路西侧的合肥剧场，只见那里霓虹灯闪闪，他想那里肯定就是江淮大戏院了。于是，他就往合肥剧场走去。
汪有志见状，快步上前，拦住了那位老者说：“你这位老大爷，怎么能这样？怕我不给你钱是不？你明明挑着满满一担的三拃糕，为什么说没有？”
黄习当年也在皖北工作，陈旭东还在他手下干过。得知这位小同志就是从雉水县来的，黄习同志就主动与汪有志说话，再次问汪有志道：“你就是雉水县的？”
一上午过去，火车终于进站了。汪有志便瞪着两眼瞅火车，到了剪票口，服务员要他出示火车票，他却说：“火车呢？你不把火车开过来咋就剪票？”
能到省城去一趟，雉水县里的干部们都在做着这个梦。除了几个县领导外，往省城出差的机会几乎没有，自己花钱去省里，大家都很穷，都不舍得。所以，省城合肥，给他们的感觉不亚于都北京。
比如，他在教乡亲们男女二字时，他便用教棍指着黑板上写着的男女二字，用足了他的娘子腔：“男，男，男女的男；女，女，男女的女。”下面的男男女女们也就跟着他来读。读过之后，汪有志便为乡亲们讲解：“你看，男，上面是个田，田就是平头的，女可就不同了，女字肩上有条扁担，扁担上面露个尖，是不是？”大家伙儿很听话，也就齐声回答道是。汪有志又启说：“平头的就是男，尖头的就是女。在乡下，咱的厕所不分男女，可一进城，你就能看到，凡厕所必分男女。你要是学会了男女二字，进了县城就不怕找不到厕所，找到厕所也不怕分不出男女。因为男的都是平头的，而女的都是尖头的呀！还有，只要是公共厕所，就必定有男有女，也就是说必定有平头和有尖头的，有尖头的必定就有平头的。比如左边是平头的，那么右边必定是尖头的。相反，左边是尖头的，那么右边必定是平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枣针觉得汪有志讲得十分有道理，只要汪有志能进城革命，对革命作大贡献，那花点钱也是值当的。枣针并不是那种视钱如命的女人，当初她之所以将汪有志往死里整，那也是为了彻底征服他。败了就认，输了就服，这也是枣针的风格。于是，枣针从屋里找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藏着汪有志参加工作以来所有的工资，递给了汪有志，说：“这是你的钱，你拿去吧。”
邓未来说：“你不是败在枣针手下了吗？我这里有妙方，让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重新站起来。”
叫了半天叫不应，邓未来只好将顶着的门用一枝木棍捣开。只见桌子上有一只啃剩下的猪蹄子，一瓶酒快喝差不多了。
邓未来与蔡平也忙着跑出来，可汪有志的爹却如同一头犟驴，头也不回地往哈蟆湾走去了。
汪有志一生气，逃了。
那天汪有志仍坐在台下第二排的那个小石滚上，那是为侯保长写演讲稿所得到的最高奖赏。因为台下的坐位全是木头檩子，砖块头子，他竟坐上一个石滚，而且又在前排，这与大城市里的包厢又有什么不同呢？
于是，汪有志就认真地写起来。
“哥？”汪有志又是丈二的和尚摸不清头脑了，“我是俺家的老大，我咋没听俺爹俺娘说我啥时还有个哥哩？”
“那好，我现在就考考你。”
刚到村头的一座麦秸垛旁，只听孙秀才“咩”地一声，身子向后一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昏了过去。
大家一回头，却见是侯保长来了。
汪有志和汪全出了杨小建的办室，汪全说：“有志叔，杨书记正有大事呢，你还跟他瞎罗罗。”
“咋是瞎罗罗？他不该将咱的工资还贷款呀？”
“你看，他不也正急着又在贷吗？他顶着多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多大的压力？可有太平洋大？”
“比太平洋还大，他爹死了，你知道不？”
汪有志一惊：“你说什么？这不可能，他父亲过世他怎么还会在镇里上班？现在哪还有这样为公的干部？”
汪全脸沉沉地说：“真的。前天晚上过世的，明天出殡，他请这几位行长是事先约好的，他为了不失约，能贷到款，才忍着悲痛来镇里张罗事的，送走了几位行长还要回去办丧事。”
“噫，这，这，这你咋不早说呢？这叫我弄得算啥。”汪有志感到非常地后悔。
汪有志便有一种对不起人的感觉，问起丧事在哪里办的，汪全告诉他在他的老家龙门集办的。于是，汪有志便与汪全一块去龙门集去为杨小建的父亲吊孝。
来到灵棚，二人为老人作了三鞠躬，接着，就要按规矩上账了。汪全一摸裤兜，说了声不好。汪有志问怎么啦？汪全说没有带钱。汪有志便说，不要紧，我有。就这样，汪有志来到账桌上，为自己上了一百元，又为汪全上了一百元。
过了两天，杨小建的丧事办完了，请送礼的客人喝酒，汪有志和汪全也一块去了。酒桌上喝着酒，说着杨小建的父亲的往事，也说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可汪全却只字不提还钱的事。汪有志心里不是滋味，但嘴上却又不好说。汪有志是文化人，文化人是能登大雅之堂的人，能登大雅之堂的人就不是一般的俗人。汪有志也时常地讲：钱是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人若是沾上一身铜臭，这个人算是没救了，比一身屎还要恶心。他扯着娘子腔表这些言论，就在蛤蟆湾的农家饭场上。这样的言论，也没有人跟他理论。谁有资格呢？所以，汪有志表他的观点时，乡亲们都是说对对对，或是是是。有了这样的哲学思想武装起来的汪有志，当然也就算得上一位仗义疏财的人。